关于隐喻义的名称与界定，国内外研究略有不同。在传统汉语研究中，隐喻义通常称作比喻义，指借助比喻手法由词的某个义项(一般为本义)派生出的固定词义，属修辞义的一种，与借代义、比拟义、移觉义、讳饰义等相对(徐果2003: 100)。在英语研究中，隐喻义指“不同于字面义的衍生用法”( Meer 1997: 556 ) "，常译作figurative sense或metaphori（alsense。由此可见，国内研究主要是从修辞学视角审视隐喻义，对词汇意义的分类更为详细国外研究强调隐喻义的来源，更重视词汇意义之间的联系。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修辞语言观和早期哲学家与20世纪实证主义者对修辞语言的敌视态度，隐喻义曾被视为不合适，甚至是危险的词汇用法。然而，大多数现代语言学家和教育学家认为隐喻义与基本义的语义关联有助于词汇深度习得，对词汇学习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例如，Lazar (1996: 44)提出“能够理解并生成英语词汇的隐喻性引申用法是语言学习者应掌握的一项重要的词汇拓展技能。”'3Meer (1997 ~  1999. 2012 )也在阐释隐喻义对外语学习者掌握英语词汇意义、词汇结构及其内部机制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隐喻义与基本义之间语义关系的呈现有助于学习者形成“共时同源意识”an awareness of syn（hroni（ etymology ) o为帮助外语学习者充分领会基本义与隐喻义的语义关联，Meer (1997)建议在基本义与隐喻义之间添加解释性语言以说明两者的相似性，或在隐喻义释义中采用viewed as, as if, like等字眼以明示其隐喻性用法的本质。虽然至今尚无足够证据表明Meer所倡导的这种隐喻义新型释义是否较传统释义更为学习者所青睐，更有助于学习者的词汇语义习得，而且也没有被充分应用于哪一部学习型词典编纂之中，但从关联理论视角来看，在释义中明确基本义与隐喻义的内部联系将对学习者系统认知与记忆所查词汇的确大有裨益(薛雪2011)。国内不少学者(如李爱华2006;朱坷2009;武继红2010等)对该主张也颇为认同，强调只有通过有效的词典表征手段体现基本义与隐喻义之间的语义关系，才能充分发挥隐喻义的认知功能。戴远君(2008)对五部主流英语单语词典的对比研究结果亦显示，基本义与隐喻义的处理不当会导致学习者无法系统认知隐喻义。由此，学习型词典中的隐喻义表征作为发展二语词汇义项关联能力的重要信息来源，是学习型词典介入二语隐喻能力发展的前提基础。

就隐喻义标注问题而言，学界分歧较大。一方面，Svensen (1993)提出若隐喻义(或隐喻性用法)与基本义非常接近，可以通过语境推测出该词汇的具体意义，不必在词典中将隐喻义作为义项单独处理，更不必费力使用标签予以区别，因为词典永远无法穷尽词汇的所有意义。例如，（ra（kle的隐喻义“to be full of something su（h as nervousness or ex（itement"(使紧张或充满生气)常规化程度较高，因此无需添加“fig.”标签。词典使用调查结果亦说明，大部分词典使用者根本不会留意包括“fig.”或“喻”在内的各种语体标注;即使注意到，知道该义项为隐喻义，也未必能够领会使用后可能造成的特定语用后果(Wolf 1992，转引自陆谷孙和王馥芳2005: 28)。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隐喻义进行标注是多余的。  

另一方面，作为对传统修辞语言观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末期兴起的认知语言学倡导“思维本质隐喻观”，认为隐喻与借代、转喻和反语同样具有重要的认知地位。徐果(2003:102)提出比喻义作为常见的修辞义之一，有必要使用释义提示词(如“比喻”或“喻”)以表明义源与义项间的关系。虽然传统括注式缩略标注(如“fig.”和“【喻】”)呈衰落之势，甚至可能会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标签所蕴含的信息也会随之消失。相反，词典编者必定会采用其他方式来标示语词的这一特殊用法(Janssen~Jansen & Verkuy12003)。例如，Osselton(1988)和Meer < 1997 )就认为可以将该标签所蕴含的隐喻信息置于释义之中。虽然学界对隐喻义标注尚未达成共识，然而，从现代语言学研究视角来看，隐喻义不仅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修辞用法，也具有关联基本义与强化语义认知的重要作用。  

与隐喻义标注相比，隐喻义排序问题更受关注，相关讨论也更为充分。根据黄建华和陈楚祥(2001: 56-58 )，义项排列主要遵循三种基本原则:历史发展原则、逻辑联系原则和使用频率原则。由于隐喻义源于基本义，两者在逻辑关系上有从属或派生关系。以历史发展原则或逻辑联系原则排列义项通常会将隐喻义排列于基本义之后;按照使用频率高低排序则常常会导致隐喻义位于基本义之前，从而割裂义项之间的语义关联(Meer 1999 )。由于语义引申意识是词汇学习的重要方面，将隐喻义置于基本义之前不利于二语词汇语义认知，还会降低学习者对基本义和隐喻义语义关系的关注，因此，Meer (1997. 1999 ~ 2012)主张将基本义置于隐喻义之前，以便学习者及时意识到并掌握义项之间的共时同源性(syn（hroni（etymology)，也有助于充分发挥学习型词典的词汇拓展功能((S（holfield 1999)。国内学者(如赵彦春2003;李爱华2006;朱坷2009;武继红2010;章宜华2010等)在分析论证英语学习型词典的义项排列后亦指出，基本义先于隐喻义的义项排列策略更符合语言习得规律，体现了语言学习的认知特点，能够通过构建义项之间的语义关联在词典中营造良好的二语认知环境。苏宝荣(2004)对汉语语文辞书释义进行考察后也提出，对于通过隐喻形成的以“家族相似性”原则组织起来的表示抽象概念与集合概念的词或义项(即隐喻义)，传统释义方式己很难进行全面概括，必须进行创新。隐喻义的排序问题也在考虑之列。

由于例证肩负“以例示义、以例示用、以例定义、以例补义、以例证义”等重任(Atkins1995; Svens~n 2009)，具有重要的语义、句法及语用意义，因此，例证的选择在词典编纂中极其重要。为了发挥隐喻义的认知功能，也为了实现学习型词典对语义引申能力发展的辅助功能，隐喻义的配例不容忽视。目前，虽然国内外词典配例的理论研究众多，主题涉及配例的影响因素(如Xu 2008等)、例证的数量(如徐海2009等)、例证的实际效用(如Summers1988; Laufer 1993等)、例证的类型(如Kharma 1984; Fox 1987; Williams 1996;黄建华2001;徐海2009等)等。虽然大多数讨论以义位为基本配例单位，但较少论及隐喻义。

综上所述，在理论研究层面，隐喻义已有较明确的界定，重要性也己得到学界认可，但在标注、排序以及配例等方面仍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本文由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http://www.redlw.com 咨询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