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述，事物皆为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语隐喻能力的影响因素亦有主客之分。石磊和刘振前((2010)与许保芳和袁凤识(2012)的文献回顾结果显示，影响二语隐喻能力的客观因素主要包括词汇(如母语与二语的词汇系统差异、二语词汇的词性、二语词汇语义的广度与深度、二语词汇语义的关联性及不可预测性等)与文化(母语与二语的文化差异)两个方面;主观因素包括二语学习者的认知风格、语言水平、性别差异、创造能力等要素。首先，在认知风格方面，Littlemore (2001)证实隐喻识别与理解的速度与二语学习者的整体认知风格显著相关。许保芳等(2012)的隐喻理解水平测试结果亦说明，隐喻理解能力与认知风格显著相关。还有学者(如Johnson & Rosano 1993 ; Littlemore2001等)提出，除认知风格之外的其他认知因素也会影响二语学习者阐释目标语隐喻形式的复杂度。    

其次，由于语言是隐喻的载体，二语隐喻能力的发展需要以二语语言水平为基础。由于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不同，二语隐喻能力与二语语言水平之间的关系至今未有定论。一方面，Johnson(1989, 1991，1996)和Johnson&Rosano(1993)对双语儿童的隐喻能力测评结果表明，二语语言水平似乎与二语隐喻解释的复杂性无关，不会构成二语隐喻交际障碍。由此，Johnson推断第二语言水平对二语隐喻理解的作用甚微，认知能力才是决定二语隐喻理解水平的关键。姜孟(2006)对英语专业学生二语隐喻能力发展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显示，虽然高水平组的二语隐喻能力较低水平组略高，但并无显著性差异。袁凤识等(2012a)对中美学生英语隐喻理解能力的对比实验结果甚至表明，中国学生的表现优于美国学生，只是该数据并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另一方面，Martinez (2003)对英语和西班牙语双语者的研究发现，二语隐喻意义的激活取决于二语语言水平。魏耀章(2012)对中国英语专业学生二语隐喻理解能力的测试结果显示，二语语言水平和认知能力同为影响二语隐喻理解的显著因素，但两者的作用有所不同。当认知能力较低时，二语语言水平对二语隐喻理解能力的作用更大;当认知能力较高时，二语语言水平对二语隐喻理解能力的影响则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认知能力的作用反而更加明显。换言之，随着二语语言水平的提高，认知能力对二语隐喻理解能力的影响逐渐增强。同样，徐知媛和赵鸣(2014)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隐喻理解策略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二语语言水平对二语隐喻理解的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在理解二语隐喻性语言的过程中，高水平英语学习者会充分利用所掌握的二语文化知识，低水平学习者更倾向于选择母语知识、心理意象、盲目猜测与句法分析策略等。此外，英语水平较高者在二语隐喻理解过程中所展现的母语负迁移现象明显少于英语水平较低者。这与石进芳(2012)的研究结果完全吻合，即二语语言水平越高，母语概念迁移能力对二语隐喻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弱。这主要是由于中国英语教学重视语言形式与技能训练，忽略二语概念体系的介入，由此造成学习者二语隐喻能力发展明显滞后于二语语言水平。  

与二语语言水平相比，母语语言水平对二语隐喻能力影响的研究较少。刘英杰(2012)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英语水平和汉语水平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二语隐喻理解能力具有显著作用。他认为发展二语隐喻能力不仅要加强二语语篇理解能力，还要重视母语教育，进而指出“提高母语水平是第二语言学习的基础”79)。本研究认为在发展二语隐喻能力的过程中，母语语言水平与二语语言水平缺一不可。在研究二语隐喻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时需要将两者同时予以考虑。  

在性别差异方面，Boers ( 2000 )发现性别会影响隐喻主题的选择和隐喻产出的数量。Hussey&Katz ( 2006)对64组被试的访谈证实隐喻产出的确具有性别差异，特别是理语。但Littlemore ( 2001)坚持隐喻解释能力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性别因素相比，创造能力对隐喻能力发展的影响作用己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Fine & Lo（kwood (1986)和Gli（ksohn&Yisraeli (1993 )证实，隐喻能力和创新能力正相关，即创造能力越强，能够使用和产出的新型隐喻语言形式的数量越多。然而，这些关于性别差异和创造能力的研究均未明确指向二语隐喻能力，其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二语习得仍需要探讨与求证。（本文由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http://www.redlw.com 咨询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