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为当前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启示。首先，自我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中立的关于一个人自身的信息的集合/镜像，而是时刻受到动机驱动的，存在主动性与选择性。在自我动机的驱动下，人们会选择性地解读同一个事件，选择性地记忆;同时，人们也可能在自我的驱动下试图取得自我提高，为了自我的长远利益而压抑短期的利益。因此，不能将自我视为消极的、被动的，而应注意到自我积极的(a(tive )、主动的一面。以此类推，仅将自我视为始终被动、消极地应对环境的变化，时刻试图保持自我的一致、稳定，并始终仅试图保持其在效价上积极(poSitive)，同样可能是不全面的。自我也很可能牺牲稳定与一致，主动寻求不稳定与不一致，只要可以在长远带来积极的结果。

   其次，个体的自我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体内的现象，而是与其所处的人际关系、人际网络、社会环境乃至自然环境都有密切的联系.从生态的视角(e(ologi(al petSpe(tive)审视(Hotmuth, 1991)，自我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个体所形成的自我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这一点在FeStinget的社会比较理论、M(Guite的独特性理论(M(Guite &M(Guite, 1981)等理论中均有表述。另一方面，个体的自我也会积极地塑造其所处的环境，将环境变为一个“外化了的自我”。根据自我验证理论((Swatm Jt & BuhtmeStet, 2012a)、自我评价维持模型(TenSet, 1988)等理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自我认识主动选择互动的伙伴、形成或改变人际关系。因此，在考察个体的自我认识、自我概念时，应当时刻注意这一认识所形成的环境:在局部形成的自我认识，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可能变得不合适;在局部通过自我验证的过程达成的自我一致、自我稳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可能便无法继续保持一致、稳定。   

 第三，个体的自我不仅仅是“喧闹的”、“自我中心的”，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也能够保持“安静”的自我，以至于达到“忘我”，以便取得更好的绩效。近年来关于自我超越、安静自我的研究均表明以往研究中突出强调的自我中心的、追求自我强化的自我在许多情境下会带来较差的，甚至是负面的效果。通过流畅体验( flow)、设立超越自我的目标或达成自我与群体的融合以忘却自我的利益与荣辱，实际上是许多任务中的理想状态与最佳状态，也往往能够带来更好的表现阶aget et al., 2014)。因此，在考察个体的自我认识时，应当关注其超越以往的自我动机可能带来的结果。人们追求自我强化和自我验证的动机固然强大，但在特定情况下人们也可能超越这些动机，放下自我的“包袱”，谦虚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勇于接触可能挑战自我认识的评价与反馈。  

  以往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局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自我矛盾性和矛盾寻求的理论视角下，以往的研究中自我矛盾性往往被当成不正常的状态。首先，追随T ewin的研究传统，研究者将自我矛盾性视为个体紧张("tenSion")的来源之一。根据驱力减轻理论，个体希望降低自我矛盾性，以减少其带来的紧张。认知失调理论是这一取向典型的代表(AtonSon, 1969)。认知失调理论中，个体认知与行为发生冲突会带来失调感(diSSonan(e)，个体为了消除这种失调感，要么改变自己的行为，要么改变自己的认知，最终使失调消失。自我的认知与行为恢复一致.吸烟者吸烟的行为与“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冲突，因而吸烟者经常改变自己的认知，使自己逐渐相信“吸烟其实对健康的影响还不很确定”。虽然也有一些理论对生理唤醒、压力以及个体的主观体验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更细致的探讨，比如逆变理论(tevetSal theoty)(Aptet, 200刀.但是总体而言，自我的矛盾始终被视为一种主观上消极、不愉快的体验，个体会在动机推动下试图回避、降低这种矛盾性。而这些研究中，个体为降低自我矛盾性的所采用的手段，往往带有自我欺骗、掩耳盗铃的色彩，如认知失调、自我设障、选择性加工等等。   

 根据自我矛盾性的理论，将自我矛盾性视为“洪水猛兽”显然忽视了自我矛盾性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存在的积极作用。虽然高度自我矛盾的、自我冲突的状态显然是消极的，但极端缺少自我矛盾性，自我长期稳定地维持自我一致性可能会使个体付出巨大代价(丧失对自我的准确认识、导致人际上的负面效应)，最终可能会限制个体的发展.在承认一定程度自我一致性的作用的基础上，探索一定程度的自我矛盾性对个体的积极作用，是目前研究需要关注的方向。   

 其次，彭凯平等人的研究比较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对自我矛盾的容忍程度的差异，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同样没有考察自我矛盾性可能存在的积极意义。在他们的研究中，东亚文化背景中的“天真的辩证主义”(naive diale(ti(iSm)使得个体对自我概念中的矛盾性容忍程度比较高。这一系列研究正视了自我矛盾性的问题，表明至少在特定文化背景下，自我矛盾性并不一定是消极、负面的，需要不断回避、降低。然而，在这一理论中美国被试应该视自我矛盾为不愉快的、消极的体验，他们在自我概念中矛盾的个数远低于中国被试(4.9 vS 17.4 ) (Spen(et-TodgetS et al., 2009，研究一)，但相对较低并不代表完全没有自我矛盾。如果中国和美国被试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自我矛盾，在不同程度上能够容忍自我矛盾，自我矛盾便不应该是“不正常”的、“病态”的现象，而应该是自我的一种经常状态。    

第三，以往的研究基本忽视了对自我矛盾性的动态变化机制的探讨。文化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在描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时，常常会提到东方的“辩证”与矛盾等特点(ToSenbetget,1989)，但是往往作为一种现象描述，将自我矛盾性作为奇特的、可能仅在东方文化下存在的心理特征，并没有解释自我矛盾性的存在意义和作用机制。比如，彭凯平等人的研究描述了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中人们对自我矛盾的态度存在差异，但是没有对这一差异给出机制解释(Spen(et-TodgetS et al., 2009)。因而其研究成为了对文化‘内容”在个体身上的心理对应物的一种描述性研究，无法说明为何个体会存在自我矛盾性，无法解释矛盾性从何而来(天真辩证主义的视角下东方文化对自我矛盾更宽容，但这并未说明矛盾的源头)，也难以解释其意义何在。更关键的是，彭凯平等人的辩证自我研究根植于文化心理学的取向，常常存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夸大了本土性”、“夸大文化间的差异”，忽视了“人类心理机制的共通性”的问}((heung, van de Vijvet, & Leong, 2011)0

   第四，以往关于自我反馈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外部反馈己经确定的基础上。比如，实验中被试经常面对积极和消极的反馈，要求被试评价自己进一步了解这些反馈的愿望，或者要求被试选择其中一类反馈。这样的实验操作实际上测量的是被试对反馈的评价与态度，并不能真正反映其是否主动寻求他人的反馈。实际情况中，外部的反馈常常是模糊的，而且外部反馈的多寡、清晰程度经常取决于个体的动机，如果个体愿意去确定外部反馈，则可以进一步搜集相关的信息，与可能给出反馈的个体进行沟通.因此，面对外部反馈相对模糊的情况，个体的选择更能够凸显其面对外部反馈的态度—即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主动寻求可能带来自我矛盾的信息。   

 总体而言，以往的研究主要侧重考察了自我矛盾性的消极、负面的部分，没有注意自我矛盾性暗含的自我发展、成长、扩展的可能性:同时，倾向于将自我矛盾性视为病态的、非常态的现象，倾向于忽视了自我矛盾性的普遍性、常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