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隐喻与词义演变的主要研究棋式
在词汇语义研究中，词义的延伸与拓展机制广受关注。早期的词义演变研究仅针对个别语义事实进行观察与分类，难以归于某个具体语义学研究范畴。至19世纪80, 90年代，该传统也未发生较大变革，仍以个别孤立的、较分散的词义演变个案为主要研究内容(如Paul的《语言史原理》、Darmesteter的《词的生命》、Br6a1的《语义学探索》等)，缺乏较系统的宏观视角分析。20世纪初期的30年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史等)理论成果在语义学中逐渐得以应用，推动了词义演变研究的发展。真正开始对词义演变进行系统研究的当属Ullmann。他亲自撰写并于1962年出版的《语义学》还特意为“词义演变问题”设置独立的章节，由此词义演变正式步入现代语义学研究领域，成为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以系统描写汉语词义关系为出发点，提出五大词义演变研究模式，即心理学模式、修辞学模式、逻辑学模式、历史学模式与训沽学模式。心理学派认为“语义转化的研究最终应该永远归结为心理研究”(转引自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 229)。虽然该主张有夸大心理作用之嫌，但该学派强调心理联想在语义变化中的作用并加以分类的做法值得肯定。该路向的不少研究成果均与隐喻相关。例如，流行于18世纪上半叶之前的三大联想定律之一(即“相似律”)与基于相似性的隐喻机制极为接近。Wundt (1900 )在为“具体联想”分类时提出的“近似的联想”和Ullinarm (1951 1962 )为“联想”分类时所提出的“相似联想”也主要是指隐喻这种思维方式。可见，词义演变的心理学研究模式实际上是将隐喻作为一种联想机制进行探讨，这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认知隐喻观有极大的相关性。
修辞学派着重从修辞学视角探讨语义演变现象.早在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Vi（o就注意到隐喻在语义演变中的作用。19世纪80年代，Paul提出四种修辞规则(即夸张、曲言、恶化和好转)以阐释词义演变。至20世纪10至30年代，Bloomfield从修辞学角度进一步完善了七类词义演变规则(即隐喻、换喻、提喻、夸喻、曲意、贬低和抬高)，其中，隐喻以相似与象征为典型特征。Bloomfield重视隐喻，甚至引用谚语“语言是一部褪了色的隐喻的书”(转引自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 230)以强调隐喻在语言系统中的重要地位。20世纪40, 50年代，Jakobson也提出隐喻与换喻是人类言语活动的两大支柱。由此可见，隐喻在修辞学研究模式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当认知语言学提出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之后，仅从修辞学视角对词义演变进行客观、静态的描写似乎不够充分。
逻辑学派立足于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来分析词义演变。根据Ullmann (1962 )，在Proklos所著的《柏拉图对话集评注》等其他早期研究成果中己经对词义扩大与缩小等语义变化现象进行了简要说明。1880年Paul出版专著《语言史原理》，后经多次改版，词义变化被归结为“扩大”、“缩小”和“转移”三种类型，外加四种修辞规则(即夸张、曲言、恶化和好转)组成的“其他”，共四个类别。自19世纪末期至今，该划分得到诸多国外学者的认可与推介(例如Breal, Thomsen, Vendryes, Bloomfield, Ullmann, Fromkin, Rodman等)。在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伊始，不少学者也倾向于采纳Paul提出的“三分说”46。虽然隐喻并未在列，然而在具体词义分析中大多会将其作为次类别(sub-（ategory)进行探讨，以考量修辞意义与语用意义。由于逻辑学研究模式重点关注词义变化的结果，而非成因，故难以针对词义演变的整体趋势做出宏观概括。
历史学派与逻辑学派恰恰相反，主要采用历时分析法研究词义演变的过程，而非结果。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学者Wellander运用历史原则研究新义的起源，主要探索词义演变的语言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虽然之后也有学者(如Stern)尝试融合历史学视角与其他路径探究词义演变问题，但究其本质都是对词义变化的内因与外因的探索。目前对词义演变进行综合性研究，成果备受推崇的当属Ullmann (1962 )。他首先列出促进意义演变的六个因素(即语言的历时非连续性、语义的模糊性、理据的缺乏、多义现象、歧义现象以及词汇结构)，其中多义现象与隐喻机制紧密相关;再详尽归纳了语义演变的六类成因(即语言原因、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心理原因、外来语原因和新事物需要新名称)(转引自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 261)，重点强调历史原因和心理原因，因此也涉及隐喻作为联想机制的探讨。这一概括性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词义演变成因研究，不过该分类标准似乎不够明确。
训话学是我国传统词义研究的称谓，隶属语文学，旨在译解古代词义，同时分析古籍中的语法与修辞现象，为阅读古典文献提供帮助。汉语训话学在词义演变方面提倡“引申说”。所谓引申，泛指由一个事物推及、延展至其他同类事物。最早将引申用于字义与词义研究的是清代江藩所著的《经解入门·说经必先通训话》，正所谓“字有义，义不一。有本义，有引申义，有通借义”(转引自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 232)。江沉在《<说文解字>后叙注》中也提到“本义明而后余义明，引申之义亦明”(同上)。由此可见，清代的引申说主要用于研究多义现象，重在分析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至于如何进行引申，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总结了“体用引申”等规则;现代学者戚雨村等(1993)提出“比喻引申、借代引申、反正引申”的三分法;王宁还区分出“理性引申”和“状所引申”的二分法(同上)。可见，我国训话学极其重视引申对词义演变的效用，隐喻即为其中的一种。遗憾的是国内学者主要将隐喻视为一种修辞手段，而非演变机制，这与国外修辞学派的观点非常接近。
由此可见，无论将隐喻视为一种纯粹的语言修饰手段的修辞学派、训话学派和逻辑学派，还是将隐喻视为一种联想机制或是思维方式的心理学派，抑或将这两种隐喻观相结合的历史学派，在探讨词义演变问题时都无法绕过隐喻这个主题。隐喻在词义延伸与拓展的演变进程中的实际作用非常值得研究。
(2)隐哈与词义演变的内容与成因
词义的演变通常会受到共时性与历时性两种因素的影响。共时性变化指因言语组合所形成的语义流变，强调语境对词义的影响作用。例如，在a bad mistake, a bad guy和bad（onditions中，形容词bad由于临近词汇的影响，词义由“not good"(坏的，糟糕的)分别演化为“serious; severe"(严重的)、"morally una（（eptable"(道德上难以接受的)和“ofpoor quality"(质量不高的)，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词义演变趋势。历时性变化指因语言聚合所造成的语义系统变化，强调单个词汇内部的语义关联。例如，head的基本义“ the partof the body on top of the ne（k （ontaining the eyes, nose, mouth and brain"(头)经联想与类推逐步形成“the mind or brain"(头脑，大脑)、"the person in （harge of a group of people or anorganization"(主管人)、"the end of along narrow obje（t that is larger or wider than the rest ofit"(末端)、"the top or highest part of something"(顶端，前端)、"the mass of leaves orflowers at the end of a stem"(植物茎梗的顶端)等引申义，为head构建了一个立体化的词义网络47。虽然现代语义学认为词义演变单位包括语义场、词位与义位，但通常情况下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仍为词义范围的变化(如词义数量的增加与减少)和义值的演变(如核心义与非核心义的易位)。究其成因，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提出了三个观测词义演变的视角，即客体世界、主体世界以及语言世界。前两者为外部动因，后者为内部动因。每个视角都与隐喻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由于词义在语言诸要素中与客体世界的关系最为密切，词义所包含的客体物质因素使得“物”与“词”有着较强的对应性，因此客体世界的发展变化可谓推进词义演变的第一动力，其结果或创造新词，或赋予旧词新义。由于要实现以有限的语言单位表达无限的意义这一目的，后者的数量远超前者。然而，如何选择旧词以体现新义必须有章可循，即具备一定的理据性。事物的相似性即为最主要的依据之一。例如，menu的原义是“a list of thefood that is available at a restaurant or to be served at a meal"(菜单)，计算机的兴起与普及使该词逐渐演化出“a list of possible （hoi（es that are shown on a （omputer s（reen"([计]菜单)之意。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在于都具有“提供多种选择”这一核心语义特征。汉语译名在提示该词汇术语特征的同时还保留了隐喻性，彰显出隐喻机制对旧词新义现象的突出贡献。 主体世界的变化发展被视为促进词义演变的第二大动力，主要涉及思维认识、思想观念与心理情感。由于人类思维最重要的功能在于能够将具象的事物抽象化，因此有助于我们从事物具体的可感特征认识其抽象的本质特征。认知的一般规律也是由具体到抽象。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同样遵循这一规律。例如，morass的原义为“a dangerous area of low soft wetland"(泥淖，沼泽)，在隐喻机制的作用下催生了抽象词义“an unpleasant and （ompli（atedsituation that is diffi（ult to es（ape from"(困境)。两者的相似点在于“bringing trouble, diffi（ulty,or even death"(带来麻烦、困扰甚至死亡的)，这是隐喻思维方式起作用的前提。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亦可使词义发生改变。例如，heaven原为宗教学术语，指“the pla（e believed to bethe home of God where good people go when they die"(天堂)。然而，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科学知识更新换代，很多人不再相信天堂的客观存在性，但仍保留该词的核心要素“a pla（ewhere people feel happy"(令人感到幸福的地方)，词义引申为，"an extremely enjoyable situationor pla（e"(极好的情境或地方)，也是隐喻机制起作用的结果。心理情感既包括丰富多样的心理诉求(例如“求新”、“求美”、“求雅”、“求省”、“求序”等)，也涉及复杂的感情变化，每一项都可成为引发词义变化的动因。与隐喻机制关系最密切者有二:其一，人们对富有美感与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达的不断追求(即“求美”的内在驱动力);其二，人们将主体情感转嫁于客体事物或将有生命的客体事物的情感活动转嫁于无生命的客体事物之上的倾向(即“移情”或称“情感转移”)。前者直接促成隐喻义的形成。例如，mamage原指“the formalun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typi（ally re（ognized by law, by whi（h they be（ome husband andwife"(结婚，婚姻)，由其核心要素“union of two"(两个个体的联合)引申而来的隐喻义"a （ombination or mixture of two or more elements"(结合，融合)，既生动形象，又极为美妙，完全符合“求美”的心理需求。后者常与文化相关，是很多习语形成的理据之一。例如，"happy event”将人所具有的情感“快乐、幸福”推及事件，属“移情”的典型代表。虽然“喜事”泛指“令人高兴、值得庆贺之事”，但在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具体所指却不尽相同。在我国古代“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并称“人生四大喜事”。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如今的“喜事”语义缩小，特指“结婚”。但在英语国家文化中，"happy event”主要指“the birth of a baby"(孩子的降生)。这也是“移情”在隐喻机制作用下的结果。总之，从主体世界变化的视角来看，隐喻机制对词义演变的影响较之在客体世界中似乎更大，渗透在思维、观念与情感等多个方面。不过，作为词义演变的外因，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仍然需要通过语言世界这一内因才能充分发挥效力。
语言世界的动因大体包括语义、语法和语用三个方面。语义影响着重体现在同义、反义、类义等语义场对义位演变的左右;语法影响主要表现在词类转换、使动意义与实词虚化现象中;语用影响与异常语境的出现相关。与隐喻机制最密不可分者当属语用影响。探讨语用问题不能不提语境，正所谓“语流义变自然植根于语境，非语流义变也萌芽于语境。”(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 274)语境小至词组，大至篇章。在词汇组合中，部分词汇语义不变，被称为“基项”，在其影响下其他词汇语义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被称为“搭配项”，这个过程通常需要隐喻机制的介入。例如，defuse原指“to remove the fuse from a bomb so that it （annotexplode"(拆除炸弹的引信)，但在词组defuse ra（ial tension中，该词义与基项tension的词义形成语义冲突，出现了“异常语境”。此时，需要借助隐喻机制从原义中提取核心要素"（hange a dangerous or diffi（ult situation into a safe one"(改变危险或困难的处境，给予安全保障)以获取隐喻义“to stop a possib妙dangerous or diffi（ult situation from developing,espe（ially by making people less angry or nervous"(缓和、平息)。defuse由原义到隐喻义的转变即为临近词汇引发的语义流变结果。除语境外，修辞也是词义演变的现代语用学研究视角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将不同修辞手段根据推动词义变化的显著性排序，名列榜首者即为“比喻”，余者依次为“借代”、“委婉”和“夸张”。作为比喻的下分类，隐喻主要与明喻相对，不附带比喻词汇(如as if和like )。由于人类思维具有隐喻性特征 ( Lakoff& Johnson 1980 )隐喻机制直接促成大量隐喻义的生成。委婉和夸张也与隐喻颇有渊源。首先，委婉实为隐喻变体，能够丰富词汇，促使词义演变。例如，answer the （all of nature的字面义是“响应自然的召唤”，由于“人有三急”，非理性所能控制，故喻指“上卫生间”。其次，夸张也常与隐喻同时出现。例如，sea原指“the salt water that （overs most of the earth'ssurfa（e and surrounds its （ontinents and islands"(大海)，由“large in area or amount"(面积大、数量多)的核心要素衍生的隐喻义“a large amount of something that stret（hes over a wide area"(广大、众多)就具备了夸张的资本，如a sea of smil吨fa（es(无数张笑脸)、an endless seaof sandy plain(一望无际的沙原)、the seas of time(难以计数的时间)等。汉语中的“海”也喻指“极大、极广、极多”，其夸张幅度之大、应用范围之广更甚，如“海学”(极多的学识)、“海量”(极大的酒量)、“海碗”(极大的碗)、“学海”(极多的知识)、“人海”(极多的人)、“海口”(极其夸大的言辞)等。这些夸张手法的运用离不开隐喻，以此为基础将原义与隐喻义相关联，不仅达到修辞认知效果，而且促成了词义的不断演进。
虽然客体世界、主体世界以及语言世界作为词义演变的主要成因仅构成一个模糊的理论框架，然而，通过以上分析仍然能够管窥在词义演变的历程中隐喻机制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说隐喻是语义延伸与拓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正因为如此，词典(尤其是学习型词典)作为客观反映语言变化的载体，应当借助隐喻在词义历时演进中的效用，运用恰当的表征手段呈现丰富、系统的语义信息，以辅助词汇深度习得。（本文由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官网咨询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