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研究已历经两千多年，研究者不乏其人，成果丰硕，汗牛充栋，包罗万象。自两汉时期开始，就有扬雄、班彪对司马迁思想的论述和评价，从此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便一直延续不衰，从汉至清各个时期的研究各有侧重，涵盖了文字校勘、音韵训诂、考证、读法、评注等各个方面。到新中国成立时期，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到《史记》研究之中，也取得了许多成绩。新时期以来，《史记》的研究领域继续扩大，截至2016年5月，已出版学术专著将近200种，发表直接相关的研究论文约2000余篇。
《史记》研究的队伍日益壮大，覆盖到了各个学科和领域。《史记》与道家思想的学术关系，历来是《史记》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陈桐生指出，“自从班彪、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以来，《史记》的思想主导倾向究竟是儒家还是道家，就一直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新时期以来，对这一论题，仍然有不少学者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现将这些研究综述如下。
一、司马迁之爱“奇”
司马迁爱“奇”，对于这一点，历代学者多有论述。汉代扬雄最早提出了“子长多爱，爱奇”的观点；北宋史学家欧阳修认为《史记》“所书皆伟烈奇杰士”，那么关于“奇”的所指，学界颇有争议。刘兴林《司马迁儒道互补说》一文中认为，著录神灵怪异即是爱奇的表现之一。刘振东在《论司马迁之“爱奇”》中认为，前人所谓司马迁的“爱奇”，不外指他喜欢“旁搜异闻”予以著录，在史料的选择上对人物的特异事迹、行为特别感兴趣，在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与评价标准上与一般的历史学家坚持的传统观念有重大差异等。但这都只是说出了一些具体的现象，而没有切中要害地揭出问题的实质。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论及司马迁的写作动机时，曾经说他“恨为弄臣，寄心褚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所以，根据鲁迅先生的论断，按我们的理解，说到底，司马迁之“爱奇”，就是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至于“旁搜异闻”“多闻广载”等都是围绕着表现和突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这一中心点派生的具体问题。在这些已经是精选出来的历史人物当中，司马迁在用笔行文上，在感情倾向的寄托上，又明显地有所侧重。钱禹辰《<史记>对诸子文艺思想的评论》一文也持此种观点，文中认为司马迁具有“爱奇”的审美倾向，《史记》中那些文学成就较高的传纪，传主大多卓异不凡、个性突出，甚至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
路雪莉《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中将“爱奇”作为司马迁的文学风格好尚，把“爱奇”作为一种审美取向来论述，分为四点：第一，司马迁主张文品和人品的高度统一；第二，司马迁最崇尚悲怆文学风格。材料见《河渠书》《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宋微子世家》《伯夷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刺客列传》等；第三，司马迁尚文采灿烂；第四，司马迁崇尚阳刚风格，不喜欢阴柔风格。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司马迁的爱“奇”，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研究论述的，并不需要一定厘清“奇”的所指，本论文将从刘振东先生之说。
二、对道家文本的接受
司马迁经常会在《史记》中引用或化用道家文本中的语句，陈桐生在《<史记>与诸子之学》中，列举了10个在《史记》中直接引用或化用《老子》语句的例子，这些例子分别在《伯夷列传》《管晏列传》《田单列传》《淮阴侯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中，通过这些例子的列举，意图表明司马迁对《老子》在文字上有所吸收，这也是对道家思想接受的一种直接方式。接着，指出《史记》中的一些历史题材来自于《庄子》，举出《十二诸侯年表》《儒林列传》《周本纪》《太史公自序》几个例子来表明。另外，指出司马迁有将《庄子》中的寓言当作真实的历史素材来使用。比如，老子为孔师的寓言，就被写进了老子本传，《十二诸侯年表》《儒林列传》所谓干七十二君的说法，也是将庄子的寓言写进正史。刘洪生在《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一文中，列举了司马迁在《史记》的一些篇章中，直接引用《庄子》语句，并列举了10个例子来表明，这些例子分别出现在《游侠列传》《伯夷列传》《孔子世家》《儒林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中。表明《史记》对庄子文本的直接接受，是《庄子》对《史记》一种很重要的影响方式。在关于老子的传中，罗根泽认为司马迁“所据材料，显有数源”，并疏证了其中引用《庄子》的地方：自“周守藏之史也”，至“独其言在耳”，本《庄子·天道篇》；自“且君子得其时则驾”，至“如是而己”，本《庄子·外物篇》；自“孔子云”，至“其犹龙”，本《庄子·天运篇》。像这样对《史记》中有关道家文本直接接受的研究，一般都只是简单地罗列，并没有进行深入地归类和分析。其中，陈桐生将直接接受的表现归类为历史题材和寓言，但例子不足，论证不够，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范围和空间。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于司马迁与《史记》中道家思想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对于其道家思想影响下《史记》的文学表现，研究却有明显的不足，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所以，本文正是从文学角度研究道家思想与文学对司马迁和《史记》的影响，力求揭示其中蕴含的文学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