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宏观经济理论关于传统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议

1929-1932年出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说占统治地位，观点是市场自由放任论。凯恩斯主义（因为产生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被称之为“萧条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不能自发实现平衡，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说明必须依赖财政刺激，3%左右的温和通胀水平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直到1974-1975年出现最奇特的滞胀危机，古典主义卷土重来，认为滞胀是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的恶果。在批评凯恩斯主义基础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兴起，相互之间论战相互进行理论修补。在新（后）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模型中，以及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行为宏观经济学等前沿研究中，都可以寻找到宏观经济理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争议。

1930年代大萧条出现后，费雪的“债务-紧缩理论”，或明斯基“信用-紧缩理论”认为，大萧条经济危机出现是由于繁荣时期过度负债（信用）的存在，走出“大萧条”解决通货（信用）紧缩的对策或是自由放任，企业破产后的强制恢复，或是增加货币供给，利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助其恢复。现代货币主义对1970年代的滞涨进行研究认为，由于私人经济具有天然不稳定性，中央银行应奉行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无效。但是1980年代初发生通货紧缩的衰退（因降低货币增长率），1990年代初发生衰退（货币是稳定的），在上述理论中找不到答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研究认为，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因而提出公开宣布的稳定的货币政策主张。197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都由一个变量的变动来解释，货币冲击是真实冲击之外的一个变量。在此基础上扩展研究而来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SDGE）模型，包含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物价水平等货币因子。阿尔克洛夫（2005）认为，自然率假说与现实相悖，古典主义对于货币中性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存在低水平货币幻觉。小规模滞后调价或工资黏性会导致货币数量改变，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均衡的显著变化。阿尔克洛夫等在行为宏观经济学框架下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需要构建一个稳定化的低通胀目标而不是零通胀目标的宏观政策框架，宏观经济学在偏离完全竞争时才有意义。

（二）微观基础是一种泡沫长期可持续的货币冲击吸收机制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泡沫具有反稳定的负面效应。另外一些学者研究表明泡沫具有积极效应，特别是经济面临金融抑制、实体经济和需求约束时，在经济趋于动态无效的情况下积极效应就会变得显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Shefrin和Statement（1994）的“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model，BCAPT）研究了市场有效性的微观基础—泡沫市场中交易者行为。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修正了资产定价理论的理性预期假定前提，分析了市场中存在噪音交易者（Noisetrade）与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时的泡沫如何形成。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推导了价格效率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分析了噪音交易者对价格效率、波动率、报酬率异象和交易量的影响，认为在价格有效市场中，价格效率均衡都可以有效地进行重新构造。借鉴19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洲通过泡沫化机制刺激经济，及其经济泡沫治理的教训，我国迫切需要通过金融部门变革来建立强大开放的金融市场和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制度上建立有助于设置防范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货币冲击吸收机制。金融部门变革与创新，金融深化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互相促进，泡沫可能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当资本市场可以维持较高的平均信心值水平并维持较高回报率时，泡沫的长期持续有可能提高经济的动态效率。

（三）2008年次贷危机对货币政策理论的冲击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主流经济学家观点是，在应对宏观经济周期性危机方面，理论上已经可以解决经济波动风险问题。罗伯特·卢卡斯（2003）、克鲁格曼（2009）等甚至认为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已经被平复。伯南克（2004）在《大稳健》（GreatModeration）的演讲中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认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工具已经完全可以解决经济周期波动风险。阿西莫格鲁（2009）认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治理的经验表明，20世纪5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波动趋稳，但是经济危机仍然有可能爆发。这些波动的风险来自于市场机制运行的不确定性，以及作为市场机制本质特征的创新机制包含了大量的“创造性毁灭”。阿西莫格鲁（2009）认为，在金融创新和经济金融化过程中，时刻存在交易对手风险，因而存在大量货币金融交易“尾部风险”。（本文由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官网咨询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