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上，20世纪50-70年代的华文文学创作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被称为美国华文文学的第二个高潮。这个时期的华文文学书写也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创作主体多为台湾留学生（因此也被称为“台湾留学生”文学），创作主题经常表现美国生活的受挫感和分裂感。
上述两个特征对于大部分从事美国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相信并不陌生，但是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书写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却不为大多数人所察觉———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是第一批以西方城市为书写背景或表现对象的华文文学创作，城市书写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书写形态。
在此阶段，美国的移民政策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一次是1943年排华法案的废除，一次是1965年新移民法案的通过：前者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制度上的排华，后者结束了因国而异的移民配额制度，使得华人移民配额大幅增长。这一时期的移民大部分来自台湾地区，因为此时中国大陆和美国正处于冷战阶段，切断了大陆居民赴美的可能性，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浪潮还未到来。这个时期的华人移民呈现出两个特点：一，几乎全部定居于大都市地区。据美国华裔社会学家周敏的研究.1965年至1980年期间来到美国的中国移民，只有３%定居于农村；二，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198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从台湾、香港、大陆来的中国移民，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的百分率高于美国总人口百分率（中国人口有76%高中毕业，而美国总人口只有67%），中国移民大学毕业生比例（44%）是总人口大学毕业生（16%）的３倍，而这其中，台湾移民又高于大陆和香港。
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华文文学在上述背景下产生，也在事实上印证了上述趋势。这一时期的创作主体都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聂华苓、於梨华、丛苏、白先勇、郑愁予、叶维廉、欧阳子等人在赴美之前就已在台湾外文系或中文系大学毕业，赴美之后在美国各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多留在大学任教或学术机构任职。因此，这批作家被黄万华教授称为“‘诗’的‘中产阶级’”。他们开创了美国华文文学“知识分子写作”一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优越的经济背景使得这一批华人移民不再拘囿于唐人街的居住模式和生存方式，拥有更多与主流社会互动的可能，也更有机会深入体验唐人街之外的西方城市。由于作家本人的留学背景，他们更倾向于将视角和关注点投在海外留学生的生活和他们在异域的生存体验方面。又因为在现实中栖居都市，西方城市就或隐或现地表露于其文学书写中，我们也有机会通过其文学书写了解作家所体验的西方都市、追寻西方城市在文学中的存在形态。经考察，我们发现，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中的城市书写暗合了当时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轨迹以及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走向：
第一，美国华文文学的城市书写常常集中于加州和东部海岸，尤其是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波士顿、西雅图等少数几个大城市，虽然不免例外情况，这些城市却在众多华文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显然发生在芝加哥，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牟天磊在加州柏城攻读学位，毕业后在芝加哥某大学工作；白先勇的《火岛之行》《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以及丛苏的《想飞》《兽与魔》中的多个中短篇故事都是以纽约为背景；《傅家的儿女们》中的傅家子女也都在洛杉矶、芝加哥、西雅图等地求学供职。这也符合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定居实况。根据美国1960年到1977年《移民与归化服务年度报告》（ＩＮ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加州接纳华人移民的百分比几乎每年都居于首位（1966年高达46%），其次是纽约州，两个州总共容纳了三分之二的华人移民，其他各州合起来分流了剩余的三分之一。
第二，美国华文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侧面勾勒出海外华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并暗合了美国城市发展中的郊区化趋势。美国建国之初为农业国家，可是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开始城市化进程，20世纪20年代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到1970年城市人口比例已达73.5%。在此过程中，美国城市发展又经历了郊区化浪潮。城市白人大量逃离少数民族聚集的中心城市，有计划地迁往环境宜人的郊区居住。因为郊区住房面积和规模都比市中心要大得多，非一般家庭可以承受，所以只有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家庭才有能力在郊区购房，这一般局限于中上层白人家庭。于是，我们看到《安乐乡的一日》中，中国人伟成行财运做股票赚了钱才有机会从纽约市中心的公寓搬出来住到安乐乡的房子里，也因此成为这个白人社区中唯一的一家中国人。《中国人》中的林尧成因为是电脑专业博士，工作待遇优厚，才有机会住在纽约郊外的西彻斯特区（这正是《谪仙怨》中令黄凤仪无限神往的阔人住宅区），并与白人魏司夫妇比邻而居；《谪仙记》中的慧芬夫妇住在纽约长岛。这些属于华人移民中的上层阶级，虽然不是凤毛麟角，却也不占多数。大多数华人留学生毕业后租得或购得一套公寓居住，就像《傅家的儿女们》中的如曼，《火岛之行》中的林刚。而大部分海外留学生因为经济窘迫，往往有一段在市中心栖居地下室或与他人合租公寓的艰难岁月，牟天磊、吴汉魂、傅如杰等人，莫不如此。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中心，并不总是代表繁荣和富庶，相反，却常常意味着经济拮据和与其他少数族裔杂居。《想飞》中的沈聪住在哥大附近古老灰色的公寓大楼里，四面是低俗的波多黎各妓女。《自由人》中的古言泉选择房租低廉的纽约东村，但是这里充斥着黑人男妓和鬼头鬼脑的波多黎各人。
第三，尽管华人移民摆脱了以往唐人街的居住模式，却依然同唐人街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海外留学生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不得不在唐人街寻求打工机会以维持生活和学业。《芝加哥之死》里的吴汉魂住在克拉克街，因为没有奖学金的资助不得不在唐人街上的中国洗衣店给人送衣服；《傅家的儿女们》中的傅如豪也在洛杉矶唐人街一家名叫“凤凰”的中餐馆打工，最后甚至萌生了放弃学习做餐馆老板的想法。此外，由于华人移民的亲戚连带关系，唐人街外的留学生也往往与唐人街内的老移民发生各种关联。白先勇《骨灰》中的“我”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工程博士，前去探望住在旧金山唐人街老人公寓的大伯，由此牵引出轰轰烈烈的家国历史。因此，尽管海外留学生在美国的地理分布广泛，不再拘囿于唐人街的居住模式，但唐人街依然为新老移民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物质资源和消遣聚会的场所。唐人街作为华人移民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依然出现在众多华文文学文本中，有时甚至成为浓墨重彩书写的对象，丛苏的《窄街》《中国洗衣店》便是如此。（本文由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官网咨询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