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在官府，以吏为师，官守其书，师传其学，这是西周以来贵族教育的基本特点。到了春秋中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日的增加，国家日常管理的负担越来越重，需要的管理人才随之增加。原本只依赖贵族官学教育输送的人才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平民中的秀士贤才因无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养而无法进入社会管理层。在这样的矛盾状态下，学在官府和世卿世禄的制度必须要做出让步，于是私学兴起和平民阶层的向上流动成为必然的趋势。

说到私学的兴起，人们首先会想到孔子。孔子的确是春秋时代在创办私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教育家，但私学的兴起，却可以追溯到孔子以前。《吕氏春秋·下贤》载:“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于门也。”这是说壶丘子林设帐授徒，子产虽位居执政，但入其门只以年龄排座次，不因其为郑相而凌人。子产与孔子同时而稍早，他为郑相时，孔子还是个小孩子。这说明春秋时私人讲学风气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孔子的确是在创办私学方面贡献最大的一个，他创办私学，既有对春秋时代及之前贵族教育思想的继承，也有对旧有制度的改革。

孔子继承了贵族官学教育的思想观念，这是他高明的地方。在春秋时期人们的观念中，礼乐伦理道德的维护与否是国家兴衰的根本。“礼，国之干也”、“礼，身之干也”。礼是国家兴衰的根本，也是个人立身之基。国家遵礼行政就会兴盛，否则就会败亡。因此人们讨论国家、家族和个人的成败，也多以礼乐伦理道德为准则。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春秋时代的教育，也是以德行为先，以道艺为辅。《周礼·地官·乡大夫》载，乡大夫:“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又“州长”:“以考其德行、道艺。”又“党正”:“书其德行道艺”。《礼记·少仪》:“士依于德，游于艺”。冯天瑜先生认为，在这种贵族教育下，“周王官成为中华元典的创制‘作坊’，《诗》《书》《礼》《易》《春秋》先后在这里成篇、合册。孔子说的周代‘郁郁乎文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指的周官承袭夏、商两代的文献积淀，编纂一批富于系统性的典籍，从而为后世的订正、发挥、阐释奠定初始的文本基础；春秋私学、战国诸子也由此获得孕育的母体。”据《论语·述而》载:夫子主张“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门以《诗》、《书》、《礼》、《易》、《春秋》设教，先立四科，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之中最重“德行”。这完全是继承了西周以来官学的传统。孔子一生，弟子三千，贤者匕十二，而其最为欣赏的，还是德行高尚者。《论语·先进》云:“德行:颜渊、阂子赛、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四科”之中，各有俊才，但言语、政事、文学都是“道艺”，只有德行是第一纲领。

孔子私学培养学生的最高目标，是要让他们进入社会成为擅长各科的、具备综合能力的“为政”者；其最低的目标，也要让他们成为专长于“四科”之一的专门人才。钱穆先生曾言:“言语指使命应对，外交辞令。其时列国交往频繁，政出大夫，外交一项更属重要，故言语乃列政事前。文学一科，子游、子夏乃后辈弟子，其成就矫然，盖有非先辈弟子所能及者。至于德行一科，非指其外于言语、政事、文学而特有此一科，乃是兼于言语、政事、文学而始有此一科。《孟子·公孙丑》曰:‘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阂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冉、阂、颜三人皆列德行，正谓其为学之规模格局在大体上近似于孔子，只气魄力量有不及。若偏于用世，则为言语、政事。偏于传述，则为文学。盖孔子之学以一极单纯之中心为出发点，而扩展至于无限之周延。其门弟子各就才性所近，各视其智力之等第，浅深高下，偏全大小，各有所成，亦各有所用。《论语》记者虽分之为四科，然不列德行之科者，亦未尝有背于德行。其不预四科之列者，亦未尝不于四科中各有其地位。此特指其较为杰出者言耳。德行与言语、文学、政事等道艺兼具固然可赞，但个人天分与后天努力有差别，故能专擅一科亦可谓学有所成。

前已述及，无论德行、道艺，如要学有所成，皆出自对经籍文章的研习讨论，具体说就是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元典的研习。在学在官府的格局下，经籍文章自然也为官守。私学兴起后，经籍文章也随之成为私学教学的资源。当代学者陈来指出，孔子开宗立派的资源，既包括西周礼乐制度下形成的各类经典，也包括春秋前期仁人志士、智者贤才的思想和言行。他说西周的《尚书》《诗经》在孔子时代已经成为包括孔子在内的人们所依凭的文化经典，成为早期儒家思想由以出发的思想基础，为早期儒家提供了表达方式和支持意识。不仅如此，西周以降，整个春秋时代的仁人志士、智者贤君子的思想言行，也成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的思想资料的资源。除此之外，陈先生还列举十二例，说明孔子关于德行、政事、言语、文学方面的观点大多都是引《诗》述《书》或引证西周以来至春秋时代君子的“嘉言善语”或“故志”、“训语”等等，再结合社会实际加以发挥而成。孔子教学，强调“学而时习之”，即理论与实践结合，并在实践中学习。所以孔门弟子皆以“儒”为业，从不离开礼乐及其他实践而空谈学问。章学诚尝言:“礼乐与政事，相为表里者也。学士讨论礼乐，必询器数于宗祝，考音节于工师，乃为文章不托于空言也。令史案犊，则大臣讨论国政之所资，犹礼之有宗祝器数，乐之有工师音节也。苟议政事而鄙令史案犊，定礼乐而不屑宗祝器数，与夫工师音节，则是无质之文，不可用也。”又言:“文章政事，未有不相表里者也。令史案犊，政事之凭藉也。章氏所言，可以发明孔门修习学业之大概。儒家强调“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则孔门习诗、书、礼、乐及文章经籍，即是结合政事的实践进行。从另一方面来说，西周以来用于沟通神人的各类礼乐文章，也在春秋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孔子重新阐释并赋予新的意义，在师徒研习讨论中完成了从形式到内容的蜕变。换句话说，西周以来的本为巫祝卜史及其他职官所掌握，按照一定程式撰写、传播的各类文体，实有赖于孔门私学的教学活动而通俗化、大众化，由庙堂神坛走向社会，向更广更深的层面传播。

至于由此引发的孔门师弟子对“六经”及各类文章文体的文体功能及本体特点的讨论及理论阐发，则更是私学教学制度对春秋文章及文学的一大积极影响，这一点将另文论述，兹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