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在现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在现代时期,民间一度成为新文学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而在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后,民间更是变成了蕴含丰富的野性生命与精神文化之所。陈思和先生认为它是多维度、多层次性的概念,并认为其具有处于政治统治的边缘、自由自在以及藏污纳垢等特点。陈先生的民间内涵主要围绕的是农民文化,实际上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以道家文化以及儒学的隐逸传统所造就的另一种民间文化也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者之间的“民间”虽有显著的差异,但它们对政权的疏离、自由的崇尚以及生命力的推崇等特点却是共通的。张炜所在的胶东地区自古就孕育了独特的地方性文化,《独药师》以及张炜之前的一些创作都深深受惠于这种文化的滋养。那么,张炜是如何在《独药师》中选用民间资源的呢?
首先,《独药师》采用了“独药师”的独特叙述视角。根据张炜个人的创作回顾,这部小说已经孕育了多年。在多年的构思中,他越来越觉得应该以“独药师”为人物中心,而将广阔、激烈的历史现实作为背景来处理。视角的转变预示着叙述方式的转变,也即是说,“独药师”成为家族命运与历史巨变的亲历者。“独药师”是炼制丹丸以维护身体和延长生命的奇人异士,他们最擅长的是所谓的“养生术”。在中国历史上与这些人相关的传说中,除少数深得喜好“长生”的统治者器重外,大多数人都长期居于深山或荒岛之上,可以说他们是整个社会的“边缘人”,是寄于民间的特异人士。由于他们长期远离世俗,且掌握着世人眼中的“生死秘诀”,因而有关他们的一切便极为神秘,而以他们作为叙事者显示出张炜的匠心独运。
然而,《独药师》的出发点却并不仅仅是“养生”。小说的楔子说:“无法形容阅读这些文字的感受,因为它太奇特了……纵观全部文稿,我怎么也弄不懂他究竟要写什么:革命秘辛?养生指要?情史笔记?”楔子涉及的革命、养生、情史在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且都是以“我”作为“独药师”传人的独特感受来叙说这一切,作为亲历者与见证者。“我”的独特视角是张炜的一种创造,这种创造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所受的齐文化的影响。从《古船》到《你在高原》以及最新的《独药师》,齐文化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对此一些研究者有较为深人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小说选择了以“身体”的长生作为叙事的重要生长基点。《独药师》在小说的一开始就交代了“独药师”在当地的影响力:“作为声名显赫的季府主人,我对这个身份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但自己是半岛和整个江北唯一的独药师传人,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和荣誉。在至少一百年的时光中,季府不知挽救和援助了多少生命。在追求长生的诱惑下,下到贩夫走卒上到达官贵人,无不向往这个辉煌的门第,渴望获得府邸主人的青睐。”简单的叙述却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我”出自一个声名显赫的独药师世家,但这一切带来的却是压力和荣誉;当“我”对这一切心不在焉的时候,其他人却是趋之若鹜、满怀敬仰。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季府与“长生”具有的密切联系。在“长生”面前,人们不分贵贱,都满怀着同样的渴望,也愿意为此做出各种各样的行为。可以说,以季府和身体的长生术开头,既表明了小说叙事的重心,又预设了诸多可能的叙事发展空间。在中国文化中,长生很多时候是作为一种神秘的民间文化而流传于世的,人们对长生的热烈追求、季府的长期享有盛名无不显示出这一民间信仰对人们精神的影响。“我”作为独药师的局内人与芸芸众生的局外人态度的差异暗示了小说深层的意蕴空间。
再次,小说侧重的是“身体”的哲学性书写。《独药师》对身体“长生”的叙说,并不是不厌其烦地交代如何养生、如何炼丹,而是以颇具哲学色彩的“气息”“目色”“膳食”与“遥思”作为修炼长生的几道关卡。如果说前三者都可以由另人的引导而逐渐领悟,那么“遥思”则必须依靠个人的意念修持:“原来‘遥思’并非刻意思索遥远之物,而是指心思存在的距离,这距离绝不由意念遣送所造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如果“我”的感悟道出了“遥思”真谛的话,“遥思”真可以说是让“长生”充满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悖论”:当“我”服用药丸以抵制或驱除意念的时候,“稍稍令我不安的只是意念本身:如果不是它,我又如何得知丹丸之妙?这正是最不可解的一对矛盾。”在意念的存与无、欲望的舍与留之间,人在艰难地追求着“长生”梦想。很显然,很多人都是无法达到“遥思”境界的,因而追求长生的梦想便只能由丹药保持和延续。即使是受人敬仰的“独药师”,所谓的长生传说在“我”的不断追寻下也被证明为一种虚妄,而“我”自己则沉溺于个人的欲望(特另{{是男女之欲)中难以自拔。小说以“独药师”传人对身体长生的追求开始,而以其最终准备走出塔楼结束,艺术性地表现了关于身体长生的哲学性思索。
《独药师》以在传统民间文化中具有广泛信仰的“身体长生”为切人点,以“掌握”长生丹药的独药师传人的独特视野,深人表现了个人与时代、身体与革命、个体之间、个人内部充满矛盾性的感悟与认知,在“身体”的生产中呈现出复杂的身体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