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建设阶段，经济建设、社会建设迅速恢复，但生态危机却不断加深，全球变暖、气候异常、土地荒漠化、森林面积锐减、能源资源枯竭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渐凸显，更为严重的是，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社会公害事件已经直接影响到了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在世界各地广泛兴起，各种环境保护运动此起彼伏，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展开多角度的深人分析和批判，有意识地探寻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新模式。可以说，生态文明价值理念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共识，为后来人们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领域践行环保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奠定了基础。

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问世唤醒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标志着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演进步人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卡逊对nnT等农药对土壤的污染作了详实的描述，指出农药虽然可以消灭害虫，但大量滥用之后也对各种益虫益鸟产生了严重的伤害，打乱了生物界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平衡关系，最终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寂静的春天》揭示了工业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必须建立起协调合作的关系。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这标志着环境问题首次成为国际社会的核心议题，应对生态危机开始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任务，全球治理也成为了人类应对生态问题的基本共识。同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长期流行于西方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系统阐述了他们对环境问题的担忧，形成了“生态危机论”，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该报告指出，由于人日增长、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等要素呈现指数级增长，全球的经济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生态破坏而在21世纪的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世界将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这份报告给人们敲响了一次警钟，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引发了世界各国对全球生态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的广泛关注，增强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

1987年2月，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大会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巩固了国际社会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基本共识，对后来生态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简单地说，“可持续发展”指的是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需求的发展，这是一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出发、关照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的发展模式，它与工业文明时代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标志着人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上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它是人类在反思工业文明寻求和创建新型文明的努力，体现着一种新的文明观念，构成了生态文明时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关系的认知和反思，强调要处理好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永续发展，与生态文明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下，生态文明的社会共识在世界不同民族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拓展开来，人们积极探索经济社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推动了后来人类社会从造成生态危机的工业文明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社会转型。

这一时期生态文明理念研究进展的突出表现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国哲学家安德烈·高兹、加拿大学者莱易斯与本·阿格尔，美国学者奥康纳、福斯特，德国学者格伦德曼等等。具体来说，安德烈·高兹基本沿袭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他指出现代社会中的生态问题仍旧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问题，并将对这种利润动机的分析上升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批判的高度，认为资本生产的唯一目的仅仅是资本自身的无限增值，而这种非理性的增值冲动只会将社会带人到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莱易斯与本·阿格尔集中关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问题，具体分析了资本运行中商品生产的扩张和消费需求的扩张二者之间相互刺激的关系，他们指出人的需求被异化成了商品消费的需求，消费主义的盛行在营造虚假的物质繁荣与精神满足的同时也深化了人自身的异化程度，对商品的狂热崇拜只会不断加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在高生产、高消费的现代社会中，异化消费已然成为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生态危机已然成为推倒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威胁。奥康纳在吸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的问题，即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之外，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其外在的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其中第一重矛盾是从需求的角度冲击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则从成本的角度冲击资本主义，二者相互影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面对着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危机。就后者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对利润的追求是无限的，而自然界为人类生存活动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却是有限的，二者的矛盾表明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其根本原因还是“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Cs-cP2s-n与奥康纳不同，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本来就包含着一套完整的生态学思想，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他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以及马克思关于自然和社会“新陈代谢”的思想同生态学联系在一起，赋予这些基本思想以生态学方面的含义，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批判理论化、系统化，由此开创了对马克思本人生态学思想的完整的构建工作。

在这一阶段，环境保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倡导之下很快成为了社会共识。新中国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注意到了环境保护在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推出了一系列环保方面的重要举措。1956年，毛泽东发出了“绿化祖国”的重要号召，并将其落实为“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具体任务。为了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1972年我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且在1973年8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生态环境会议，揭开了新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在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加强绿化、保护环境的思想，而且更加重视对生态环境的建设，强调植树种草、美化环境对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意识到了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中人日增长与资源短缺的新矛盾，明确指出经济建设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生态环境思想贯彻到了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之中，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且为后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思想指导。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成为社会共识之后，世界各国人民开始从社会舆论、政治活动、组织机构等多个方面展开行动，身体力行，切实推动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在西方国家兴起，市民通过投诉、游行、集会、示威等方式表达自己对生态环境的关切，“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未来绿色运动”等各种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而绿党政治的出现最终将社会民众的环保呼声带人到了国家政治的运行轨道。这些散布在世界各国的环境保护行动汇聚在一起，推动了生态文明从思想理论走向社会现实的转变，并且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生态文明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