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力

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扰动着地方财政收人规模，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地方财政收人的主要源泉与物质基石，直接影响着地方财政收人大小。地方财政收人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准紧密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方，财政收人就越高。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乃地方间财政能力差距存在的重要缘由，财政收人与经济发展水平乃交互作用，财政收人的增长有赖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财政收人在参与国民收人分配与再分配的进程，经由解决市场失败，把财政资源配置到高等教育活动中，培养人力资本，促进科技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二)政治因素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化整为零的政治权威下高等教育财政分配的碎片化。政府部门在分配高等教育资金时，难以达成共识，造成各级政府间、政府内部呈现各自为政、利益割据、业务分割的局面。在化整为零的政治权威下，高等教育财政分配碎片化主要表现为部门主义，处置部门内部事务的部门本位主义。对高等教育财政分配的认知视域狭隘，囿于本部门视角，欠缺全局观念；高等教育财政决策及措施囿于本部门内，自成一体，无视各部门高等教育财政决策的相关性，欠缺整体观念:发生利益矛盾之时，视部门利益高于公共利益。在应对部门间高等教育财政资源配置时存在栅栏效应，在以利益为链接纽带、相互割裂、互相独立的关系中，各政府部门基于各自利益，或主动联合，或发生摩擦，在组织结构上出现栅栏效应，远观为一体，近观却各是各的、相互独立的组织构成。此部门主义行为，造成各政府部门一切高等教育财政配置行动从本部门视角着眼，依据各自的游戏规则来处置高等教育财政配置问题，置高等教育财政分配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统一于不顾。高等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中的政策决策过程对于高校事权有着明晰的规定，而预算过程对于政府部门的支出责任则是模糊的要求，不给高等教育资金多少、来源如何，高校一定要依照政府部门的政策要求行事，政府部门在安排高等教育政策时无视预算约束的利益表达，高等教育预算过程不管政策的资金分配方式，政策过程和预算过程分离，最终于高校执行政策时爆发，政府部门采用此种刚柔并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其意图乃经由模糊高等教育预算分配依据和高等教育预算资金用途的手段，来应对政府政策对高校事权的经费需要，规避政策过程和预算过程的不统一，事实上是模糊性分配高等教育资金来应对各政府部门的高等教育政策要求，把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不统一下移至高校。

(三)地理区域高等教育基础与国家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地理区域布局

地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中心区域的高等教育，在信息的收集与获得上，在新观念、新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上，在跨境学术合作和交流上，在节约办学成本和提升办学效益上，天时地利皆占优。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基础好，发展快。地处偏狭的地区的高等教育，交通不顺畅，信息不灵通，办学成本高，高等教育基础差，发展慢。1949年后，我国设置了7个政治文化中心，西安、北京、沈阳、上海、广州、武汉与成都，分别位于西北区、华北区、东北区、华东区、华南区、华中区与西南区，作为政治文化中心，这7个城市设置的高校数量也多，为其高等教育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因此高等学校在这7个城市和省份设立的也比较多。我国“211工程”、"985工程”实施时，选择候选高校时采用竟争方式，高校要进人“211工程”、"985工程”，需要在院士数量、教授数量、专业数量、学生数量、投人数量、博士点、固定资产等方面达标，人选高校所在地方政府要给予配套资金，高等教育基础好的地方，人选“211工程”、"985工程”的高校多，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选择也是如此，越是基础好，人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也就越多，从中央、地方得到资金支持也就越多。

总体看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财力、政治因素与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区域高等教育基础与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区域布局，彼此相关，要想对从地理区域高等教育财政支出上对胡焕庸线加以修正，就需要从这些方面着手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