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政手段

粮食储备事关国家安危和百姓福扯，如何规制粮食储备，业已成为国家层面的永恒命题。处理粮食储备事务，行政手段历来是最常规的工具，西周就有“仓人掌粟，原人掌九谷之数”的行政安排，时至今日，行政手段仍然是规制粮食储备的主要方式。到目前为止，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均制定了储备粮地方管理办法，部分省份甚至制定了省、市、县三级储备粮管理办法。例如，江西省赣州市、新建县在2004年分别出台了《赣州市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和《新建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行政手段的权威性、高效率和超强的内化约束力特征，满足了人们基于粮食储备重要性而对制度安排所寄予的期望。

(二)市场手段

国家在市场中的定位是“裁判员”，应当处于超然状态。国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被认为是市场不成熟的标志。尽管粮食的重要性和普及性超过了市场上的任何一种商品，但国家不能以市场主体的身份直接参与，而应以借助公司的形式参与其中，通过国有企业和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内设的粮油购销公司储存的粮食发挥蓄水池的作用，即通过逆市场的行为平抑粮价，实现“丰则贵朵、歉则贱巢”的国家职能，稳定粮食市场，避免出现“米贵伤民，粮贱伤农”情况的发生。

(三)科技手段

“无虫、无变质、无鼠害、无事故”是粮食储备努力实现的目标。鉴于粮食的生物属性，对温度、湿度敏感，粮食储备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物理的和化学的损耗，而且这种损耗是不可逆的，是一种绝对的损耗。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理性的社会工具，正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粮食储备也概莫能外。超大规模的粮食储备，离开现代储藏技术，将会变得寸步难行。超大规模的粮仓，需要借助干控技术创造一个不利于虫霉生长的干燥环境;借助温控技术创造一个不利于虫霉生长的低温环境;借助气控技术改变储粮环境的气体配比，达到杀虫、抑霉的目的;借助化控技术阻断虫霉正常的代谢过程。

(四)法律手段

通过法律制度保障粮食储备安全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封建王朝制定有自己的官仓法规。例如，秦朝制定有《仓律》，对仓粮的人库、验收、保管、加工、损耗折算等做了严格规定;唐王朝制定的《厩库律》共计28条，一直保存至今;宋元明清相继四个朝代，均制定有《仓库律》或《厩库律》。由此可见，相对于其他领域，中国古代在粮食储备方面的法律规制是比较细致和完备的。以法律手段来规制粮食储备同样是当前我国粮食管理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手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在粮食储备方面仍然保持了偏重行政治理的惯性思维，法治意识不浓厚，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仅有《农业法》涉及粮食储备问题，其他涉及粮食储备的规范性文件都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如《粮食收购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农业基金管理办法》，法律在粮食储备中并不占有突出的位置。仅有的涉及粮食储备的《农业法》因其内容过于宏观，缺乏可操作性，实务中充其量仅具有文本法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