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分析哲学的发展趋向之一就是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之间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多。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各自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具体哲学问题，一些开明的哲学家开始促进这两个传统之间的沟通和对话，愿意跨越二者之间的鸿沟。一些分析哲学家也发表了著作和文章，认真地研究大陆传统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胡塞尔、福柯和哈贝马斯。同样地，在法国和德国也有一些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方法和问题很感兴趣，出现了新的分析哲学期刊和学会。近20年来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们不满足于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割裂，希望自己能够更多地了解大陆哲学的内容，如英国牛津大学的达米特、美国纽约新学院的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英国里丁大学的格伦丁宁( Simon Clendinning )。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寻求沟通这两个传统之间的途径，如达米特就主张回到二者分裂之前来寻求它们融合和互动的可能性和方式。也有一些英国哲学家开始研究大陆传统中的一些哲学家，如黑格尔、海德格尔、福柯、梅洛一庞蒂、列维纳斯等。而且一些学者不愿称自己的研究为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他们不愿再使用这样的标签，而宁愿称自己只是在做哲学研究，而不是大陆的或分析的，他们认为二者之间的这种区分已经没有意义了。当然，这种想法的前提是，他们认为二者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叉和互动，已经无法或很难将某种研究只划分为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了。如牛津的马尔霍尔(StephenMulhall)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解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很难将这样的哲学称之为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同样，克里奇利也在利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技巧分析大陆传统的哲学家的思想，如福柯、列维纳斯等。在美国，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互动主要表现在罗蒂的哲学中。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进一步阐发他的“后哲学文化”的观点。虽然罗蒂的观点在美国学院派哲学主流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美国的一般学术界和思想界中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近些年来对罗蒂思想的批评和讨论，引发了对英美哲学家对哲学的性质和作用的重新思考。还有一些美国哲学家对欧洲大陆哲学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出版了一些对这两种哲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的著作，譬如斯泰坦(Henry Staten)的《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1984)、惠勒(Samuel C. Wheeler)的《分析哲学的解构》(2000)等。由于罗蒂等人的工作，后现代主义哲学成为当代英美哲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哲学视角，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成为一种哲学话语的霸权，就是说，对一切问题的讨论都可以放到后现代的语境中，譬如就有哲学家把蒯因之后的分析哲学称作“后分析哲学”[威斯特等人编辑的《后分析哲学》(1989)一书口，把以欧洲大陆哲学的视野解释的科学哲学称作“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如巴比奇等人编辑的《欧洲大陆和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哲学》等等。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分析哲学家们在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比较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    

首先，确立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的逻辑联系。    

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一直被看作是分析哲学与现象学思想交流的主要话题。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有一些令人关注的个人交往，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某些思想出发点上有着一些在后人看来惊人的相似，而这些看似相似的出发点却引发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传统。这些显然都足以引起哲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在西方哲学界，较早关注到这两位思想家之间关系的是著名的挪威哲学家弗莱斯达尔(D.F}llesdal ),他在19s8年的著作《胡塞尔与弗雷格》中就较为全面地考察了这两位哲学家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特别强调了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对胡塞尔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弗莱斯达尔的影响下，一些哲学家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例如，英国哲学家索罗门(R. C.Solomon)就在1970年的文章《涵义和本质:弗雷格和胡塞尔》中强调了两者之间在意义问题上的重要分歧，同时表示，在胡塞尔与弗雷格之间有一场“痛苦的遭遇”。对胡塞尔与弗雷格思想比较研究最为重要的哲学家是印度裔的美国哲学家莫汉蒂(J. N. Mohanty)，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文章，讨论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思想联系。1982年他出版了《胡塞尔与弗雷格》一书，奠定了他在英美与欧陆哲学比较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对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哲学关系的研究也始终是哲学家们讨论的热点问题。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早开始于20世纪h0年代初，当时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专门讨论如何通过对这两个哲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寻求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现象学之间的共同话题。这些文章引起了哲学家们的重视，开始讨论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某些相似性，并由此促使西方哲学家们试图弥合在这两个哲学家所代表的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深刻鸿沟，如冯·赖特、哈贝马斯、施太格缪勒和罗蒂等人。    

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弗雷格与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之间关系的分析和解释，都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他们思想之间的相似性表明了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在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历史地看，弗雷格与胡塞尔之间有过思想上的交流，虽然他们对逻辑和数学的理解分歧明显，但他们在反心理主义以及追求思想表达的严格性上却是异曲同工;同样，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同处于一个时代，虽然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思想交往，但维特根斯坦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却是人木三分。这些都使得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可以被理解为同一棵“大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不同果实，阿佩尔和罗蒂都把这棵“大树”看作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叛，而查尔斯·泰勒则看作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追求。逻辑上看，早期分析哲学家关心的是科学理论术语的经验意义，他们希望通过直接的证实方法就能确定语词的意义，而胡塞尔现象学的出发点是要摆脱传统哲学的理论束缚，希望通过本质直观达到对事物的把握。他们的不同在于，维也纳学派希望得到对经验命题意义的澄清，而胡塞尔则希望得到关于意识活动的客观描述。当然，我们无法从逻辑上把这两种不同哲学思想看作具有相同哲学目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弥漫于整个20世纪的关于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公认说法。我们的目的仅在于，通过分析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共同思想根源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思想联系，寻找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这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开始交流乃至融合的逻辑原因。    

其次，确立分析哲学与诊释学之间的互补关系。    

越来越多的分析哲学家和诊释学家开始意识到，这两种哲学传统在理解和说明问题上的观点具有某种互补的作用。1968年阿佩尔在维也纳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种从认知人类学观点出发的科学理论构想，即在科学主义与诊释学之间存在着某种互补的可能性。他把科学理论不仅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中的科学概念，而且理解为包括了诊释学以及意识形态批判在内的精神活动产物。他所谓的“认知人类学”是指对认识可能性条件的探究，这样的条件不仅指对于意识来说是一种客观有效的、统一的世界观条件，而且是使一个科学探究有可能成为有意义探究的所有条件。在这里，前者可以被理解为科学主义传统始终倡导或追寻的条件，而后者则是诊释学致力于探究的条件。阿佩尔的工作激发了具有不同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在诊释学方面，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竭力表明，把传统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森严壁垒式的界限消解在理解和说明之中，这的确为我们更好地解释意义和重建理性观念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或扫清了道路。分析哲学哲学家们则更加关注如何以诊释学的方法探究对自然科学的解释和理解等问题。这些哲学家们逐渐形成的一些基本观念是，在对自然科学的解释过程中，意义优先于技术，实践优先于理论，具体J清况优先于抽象论述。他们特别强调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思想和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思想与诊释学之间的相通之处，即两者都把科学哲学的研究看作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结构的揭示，因而在这种思想背景中，意义、实践和具体情况就构成了科学解释活动的核心和出发点。弗莱斯达尔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完全脱离精神活动，而诊释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也并非径渭分明，自然利学、社会利学和人文科学在研究的主题上都是相似的，这个主题都与意义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英美哲学家与欧洲大陆哲学家不仅在淦释学理论研究上取得一些共识，而且在组织形式上也有合作。1993年欧洲大陆成立“诊释学和科学国际学会”(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for Hermeneutics and Science，最初只是一些专门研究诊释学和现象学传统的欧洲大陆哲学家联合组成的学术团体，但很快吸引了众多来自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哲学家参加。该学会每年在世界各地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门讨论淦释学与自然科学、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目的是用诊释学的方法处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这些讨论无疑推进了分析哲学家与诊释学家之间的思想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