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农业经济为索格底亚那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与保证。在阿弗拉西亚卜考古发现的居民区中，发现了大量高质量的轮制陶器，这些轮制陶器的一些特征不仅反映了希腊式的制作传统，而且本身就是定居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撒马尔罕、布哈拉和其他许多地方，均成了手工业生产和贸易的中心，来自西亚、印度、中国各地的商人聚集于此。

其次，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索格底亚那在处理与外来势力关系上的灵活性。索格底亚那从未建立过强大国家，有时附属于强大的邻国，有时分裂为许多小王国，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在完全独立与臣属国之间变动。从古波斯帝国到亚历山大帝国及其继承者统治时期，索格底亚那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享有很大的独立性。在受到来自匈奴、慨哒人和突厥人等游牧民族人侵时，索格底亚那作为农耕地区，“由于长期以来不擅长于战事，很难抵抗游牧民族的人侵。因此，为了确保商业的顺畅进行和本土安全，他们接受了游牧民族的统治。尽管索格底亚那成为藩属国，但他们享有很高的独立性。公元5,6世纪的欧亚大陆丝绸贸易空前繁荣，中国、波斯、拜占庭等丝路主要国家之间政治联系加强，索格底亚那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中介作用越来越重要。突厥人正是考虑到索格底亚那商人在丝路贸易中的重要性，也考虑到索格底亚那人在政治上并不居于统治地位，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了合作关系。作为突厥的代表，索格底亚那人出使萨珊伊朗王朝和拜占庭帝国，建立了贯穿东西交通的贸易网络。

再次，农业的发展有利于新兴城市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丝路沿线聚落的建立。公元4世纪是中亚历史上的一个动荡时期，但索格底亚那的农业并未因此而萧条。从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的索格底亚那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融合。“锡尔河沿薄弱的农业区域将索格底亚那与草原地区分开，不论人侵给索格底亚那带来多大的破坏，但(索格底亚那)还是从人群的南迁及其劳动中获得了好处。”来自北方的人群使得索格底亚那的人口数量增加，大量土地被广泛使用，农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泽拉夫善河流域沼泽地带的Eskitan和那色波以及布哈拉绿洲的西边就是在灌溉农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元5,6世纪，索格底亚那很快成为这一时期中亚农业和人口居住的主要地区。泽拉夫善河平原以及泽拉夫善河和达尔古姆运河之间建立了131个居民中心，其中，115个居民中心就源自这一时期。随着索格底亚那新地区的开发和农耕区向中亚北部推进到泽拉夫善河下游、锡尔河中游及塔什干绿洲地带，新的城市文明中心逐渐形成。

然而，绿洲地区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是有限的，因此，随着人口的增加，索格底亚人那不得不向外移民或者外出经商。经由印度河上游的旅行者主要是索格底亚那人，这一通道也被称为“索格底亚那之路”。索格底亚那人在草原游牧地区也建立了商业聚落，远及蒙古利亚等地区。索格底亚那商人经过撒马尔罕与中国河西走廊建立了联系，然后通过河西走廊进人中国内地。荣新江教授大体勾勒出一条粟特人东行所走的丝绸之路，“这条道路从西域北道的据史德(今新疆巴楚东)、龟兹(库车)、焉首、高昌(吐鲁番)、伊州(哈密)，或是从南道的于C}J(和田)、且末、石城镇(都善)，进人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原州(固原)，人长安(西安)、洛阳，或东北向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乃至幽州(北京)、营州(朝阳)，或者从洛阳经卫州(汲县)、相州(安阳)、魏州(大名北)、邢州(邢台)、定州(定县)、幽州(北京)可以到营州。在这条道路上的各个主要城镇，几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

最后，索格底亚那农业经济为多元宗教文化提供了稳定的社会背景。索格底亚那是琐罗亚斯德教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在波斯古经《阿维斯塔经》中，索格底亚那被看作是阿胡拉·马兹达所创造的仅次于雅利安人故地的第二大乐土，足见其在古代的重要性。有的学者根据崇拜的神、葬俗、对火的崇拜、动物特征、创世神话以及当地历史传统等证明琐罗亚斯德教依然存在于今天的阿姆河上游地区。摩尼教在中亚大概是从公元3世纪后开始传播，许多粟特人信仰摩尼教。撒马尔罕南部的摩尼教信仰最为强烈，中亚摩尼教教团的总部曾设立在此。公元6,7世纪，粟特语、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成为中亚摩尼教徒所使用的语言，并用这些语言书写摩尼教经典。到10世纪初期，撒马尔罕还有500多位摩尼教徒居住。在片治肯特考古中，发现了写有叙利亚文的陶片。撒马尔罕曾建立了一个东方聂斯托利教派的大主教区，是聂思脱里教徒的中心。总之，无论是琐罗亚斯德教，或者景教、摩尼教都曾传播到中亚，并从这里向东传到中国。索格底亚那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历史、商业活动都为多元宗教文化现象的出现和传播创造了条件，但不能忽视其农业经济为此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