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胡适时代普遍流行的观念，进化论对其影响甚重，他说过，其名字就有“物竞大择，适者生存”之印痕。1914年1月25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吾国之急需，“以吾所见言之，有二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二曰进化的观念。”扭进化观在其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胡适治学，固是科学方法，但其落地则靠的是实证态度和进化观念。前者源于他对证据的重视，后者木自他对进化术的认同。前者集中体现于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后者，他曾这样说:一部哲学史里，康德占四十页，达尔文只有一个名字，赫青黎连名字都没有，“那是决不能使我心服的”。'1930年，他曾称其精神导师是赫青黎和杜威，赫的大演论木身就是进化术，而杜的实证法则是进化术的变种，故于胡适言，二者实无差别:实证法从达尔文出发，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它只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
正是这种“一点一滴的不断改进”的历史进化思想，促成了胡适最终架构起其白话文学史观。1918年，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他这样理解文学的进化:每一类文学均非二年两载就可发达完备，须是从极低微的起原，渐渐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他以杂剧为例指出，杂剧限制太严，除一二大家外，多“止能铺叙事实”，不能有“曲折详细的写生工夫”，故其人物，概“毫无生气”，而于“生活与人情”，也往往“缺乏细腻体会的工夫”。倒是后来的传奇做得好，因为“体裁更自由”，故写生写物言情都“大有进步”。如《屡中楼》虽是合并《元曲选》之《柳毅传书》与《张生煮海》，但其不但情节更有趣，人物也有生气，有个性;《梧桐雨》“叙事虽简洁”，写情实“远不如《长生殿》”。所以，杂剧之变为传奇，于写生表情方而则实在大有进步，可算得是戏剧史的一种进化。兽在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上，其《白话文学史》将汉以降的中国文学史区分为并行不悖的两条线，一条以御用诗人、散文家、太学里的祭酒、教授、翰林学士、编修等为主体，其创作的是“半僵半死的占文文学”。另一条则以无数的无名艺人、作家、主妇、乡土歌唱家等为主体，其创作的是那“一直不断向前发展”的由民间兴起的“生动的活文学”。扭中国文学的发展就是这种“压不住的”白话文学冲动“因时进化，不能自止”的过程。胡适这种“古消白长”的双线文学史观不仅在历史空间意识上打破以往依朝代分期的惯例，避免人为切断文学演进脉络的弊端，而且把中国文学史作为整体来观照，显然更具科学精神、也更利于突出文学进化的观念，当然，其中亦有梁启超科学史学之“同体进化”的声响。
胡适文学史观的核心逻辑是依进化论而抑文言、扬白话，至于二者的关联，他曾这样说，“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简单说来，只有‘用白话作文作诗’一条是最基木的。这一条中心理论，有两个方而;一而要推到旧文学，一而要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在那破坏的方而，我们当时采用的作战方法是‘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我们要用它来做“打倒占文学的武器”，所以，“屡次指出占今文学变迁的趋势”，都是“走向白话文学的大路”。霉此革命策略甚而使其有一种白话癖。在《文学改良当议》中，他宣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多何谓白话文学?《白话文学史》自序中他这样解释，“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二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二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x依此为准绳，他认为《史记》、《汉书》、古乐府、佛书译木、唐人诗歌都是或近于白话。带着这种泛白话的眼光，他的不少持论流于武断，如他认为“沉郁顿挫”的杜诗中有一种“穷开心”，在贫困中，老杜始终能“保持一点‘诙谐’的风趣”，使杜诗往往有“‘打油诗’的趣味”。}c不仅如此，他甚至宣称杜诗的妙处正在打油、诙谐之中，且批评后人“崇拜老杜”，却不敢说其诗是“打油诗”，不知道这是“读杜诗的诀窍”，不能赏识老杜的打油诗，便根木不能了解“老杜的真好处。”协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评价，他认为“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而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布袁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大卜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均为诙谐风趣语，且指出，在这种境地“还能作诙谐的趣话”，这真是老杜的“最特别的风格”。⑩事实上，胡适此论不仅牵强，且冲淡此诗激h的批判主题，尤其是尾段，体现着杜甫骨子里的博爱情怀，这是他对儒家“仁爱”思想的继承，胡适却以“诙谐风趣”定之，贬杜诗为一种自我调侃、怡情，这对陷于绝境且初心不改的老杜是极其不公正的。究其实，概视儒教为“孔尘孔滓”且多闲情逸致的胡是无以体味到杜的困顿和激愤的，更逗论仁者之心了。所以，其眼中只有白话、只有诙谐风趣。正是如此，胡云翼在评介《白话文学史》时就置嚎颇多，认为其“过于为白话所囿”，“大有‘儿用白话写的都是杰作’之概”。拯当然，对于被其奉为中国文学正宗的白话文学，胡适的底气其实也不足。1931年12月30日，他在北大的演讲中就曾承认平民文学有四大缺陷:来路不高明、出身微贱，琐碎简单、体裁幼稚，浅薄、荒唐、迷信，不知不觉之作、非有意描写。忿如此了然白话文学的老底，缘何还要决绝地抬高之，这恐怕就不是文学史理论所能解决得了的了。更何况其建构白话文学史的目的也非全从文学史出发，而是基于其文学革命的诉求和绝无妥协的斗士态度，所以，陈岸峰认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有着“话语霸权”的色彩。霉因之，其《白话文学史》更像文学革命的檄文，是他“用谁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来做文学革命的武器”的迂回战术。孚同时，他将白话与文言二元对立，宣称文言死，白话活，然后穷搜典籍中的白话因子。无果时，则从一些诗文中断章取句，妄为白话语，再证明其伟大与正宗，在方法上，这是机械循环论，背离了他所追求的科学精神，其结论自然也无需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