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发展动力，秉持统筹兼顾的原则，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优化、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建设路子.浙江省在加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社区体育发展问题得到了各方关注，为引导农民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推进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本文对影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诸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期待抛砖引玉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1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钱学森等认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Open Complex Uiant Systems)的主要性质可以概括为:1)开放性—系统对象及其子系统与环境之间有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2)复杂性—系统中子系统的种类繁多，子系统之间存在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交互作用;3)进化与涌现性—系统中子系统或基本单元之间的交互作用，从整体上演化、进化出一些独特的、新的性质，如通过自组织方式形成某种模式;们层次性—系统部件与功能上具有层次关系;5)巨量性—数目极其巨大仁’〕.由于农村社区体育是以社区作为系统单元，通过社区内的多元主体以及其他社会事业多形式、多层次的交互作用与联动发展，以全民健身计划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契机，实现物质、信息等多种资源开发与共享，将政府、私人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多元力量进行整合，有效供给社区体育服务及产品，满足农村社区居民多样化体育需求.因而具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性质，可以视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由此农村社区体育的发展必然涉及到内外部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为促进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有必要弄清影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当前状态，从而能够有的放矢提出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

1.1 问卷设计与发放

本文借鉴了李国(2012声〕、胡庆山与王健(2006等学者有关农村社区体育以及群众体育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浙江省体育强县(市、区)标准》、《浙江省村级体育俱乐部标准(试行)》、《浙江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形成《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现状》调查问卷的初稿，咨询上海体育学院、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7位群众体育研究领域专家对调查问卷进行评估，并依据专家所提出意见进行修改，随后选择杭州下辖的淳安县农村社区进行了小范围问卷调查，再根据问卷调查的问题对问卷进行修订，最后由课题负责人选择所在单位浙江省内籍贯本科生或研究生约30名，邀请省统计局有关专家对他们进行问卷调查技能培训，主要依据行政区域的划分并按照随机分层原则，于2012年暑期组织学生在浙江省内的淳安、象山、平阳、江山、庆元、浦江、海盐、安吉8县对农村社区居民、体育指导人员、体育社团组织成员以及政府体育组织机构人员发放调查问卷 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716份，有效回收率为71.6 %.

1.2 问卷的信、效度检验

《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现状》调查问卷的信度，主要是运用SPSSl 9.0软件进行Cronbach's Alpha系数的信度检验.通过检验发现调查问卷中的21个解释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38，从而表明问卷具有一定的信度即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比较可靠.问卷效度主要采用专家评判法，邀请上海体育学院、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7位群众体育研究领域专家对问卷的结构效度以及内容效度进行百分制评分，结果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与内容效度.

1.3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分析框架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分析框架(见图1),囊括了影响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生类变量从生个不同方面与角度描述了影响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因素，互补又不冲突，较为全面.更重要的是，生类变量具有理论基础与李国(2012〕、胡庆山及王健(2006)等学者的现实研究成果佐证.该分析框架提出了在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影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现实条件:需要制度、文化、物质、组织生类变量条件中的一个或若干个甚至全部，否则浙江农村社区体育难以发展.此外，该分析框架引入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强调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促进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需要“制度环境因素”、“文化环境因素”、“物质环境因素”、“组织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配合.

1.4 影响因素分析

1.4.1 “物质环境”因素

对于农村社区体育发展而言，由资金、体育场(馆)、活动场所等物质条件所构成的物质环境是农村社区体育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能够正常运行的基本硬性保障.根据调查，目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在资金扶持方面浙江体彩公益金提取比例基本达到了国家规定的3000，但仍有部分县(市、区)体彩公益金用于全民健身的比例达不到规定比例，有些县(市、区)甚至还用体彩公益金来平衡财政预算，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川.根据调查了解，平阳、江山等体育强县(市、区)的私营企业已经具有一定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经常赞助支持所在社区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同时这些体育强县(市、区)在村级提留中设立了文体经费支出项目，从而能够对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浙江省体育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浙江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体育现代化，然而根据浙江省体育局数据，当前浙江省各地行政村设有1个篮球场、2个乒乓球场的只占总数的8500，距离100%完全覆盖的建设目标还有相当距离.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浙江农村地区原有的分散型居民居住形态向集中型城镇居民居住形态发展，农村居民人日日益集中于城镇社区，因而依托城镇公园、绿地、广场建设的体育健身广场、全民健身路径、体育文化活动中心等体育设施日益受到农村居民青睐，然而就本文实地考察的情况，目前这类体育设施配置率不足5000，不能充分满足农村社区居民的多样化健身需求.

1.4.2 “文化环境”因素

对于浙江农村社区体育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而言，对农村社区居民进行各类健身文化知识、体育消费理念的宣传教育与推广普及工作是促进该系统发展的基本软性保障.著名社会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其巨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实际上是并存着三个不同的权力领域:政治、经济与文化川.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根据浙江统计年鉴及相关资料，目前浙江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9.3年，农村居民中初中文化程度人日占总数的20.100，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人日占总数20.300，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日仅占总数1.300.农村居民中小农经济意识、封建迷信思想较为盛行，距离“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浙江建设目标有较大差距，同时也对农村社区体育观念、意识、知识的宣传、推广、普及形成较大难度，导致健身文化与体育消费理念尚未形成，阻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

1.4.3 “组织环境”因素

促进浙江农村社区体育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并发展成为自我有序发展的自组织系统，有赖于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的良好通畅，从而不断从外界引入信息、资源促进系统自身发展.1991年浙江实施县级机构改革后，给浙江体育职能部门带来一定的冲击，浙江省一些地区的县级体育部门与教育文化部门合并，致使体育工作被严重削弱.根据本文实地调查走访，当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服务工作人员90%以上均是非正式管理人员，这些人员中接受过比较系统社区体育服务工作专业训练的仅占30%左右，因而不能很好地根据居民实际需求设置体育服务项目和服务方式，服务质量不够高，从而使得一些体育服务项目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并且由于受到经济政策等方面的考虑，许多乡镇体育指导员在处理体育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时思想波动大，工作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工作情绪和状态很不稳定.

1.4.4 “制度环境”因素

制度环境因素对于浙江农村社区体育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而言，其主要作用是对系统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进行介入和解决，提高各级体育职能部门以及各类体育社团组织的工作效率，从而促进系统有序发展.就现实而言，当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的主体、职责、权利范围等尚未通过法律、法规条文予以明确，农村社区体育资源仍然按行政管辖范围予以计划性下拨的运行模式，如何调动私人组织以及社区居民力量及资源来供给社区体育服务仍然缺乏制度规定和保障措施.其次，目前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需要借助学校体育资源，然而农村学校体育与社会共享问题，虽然目前已出台多项建议和意见，但是各种实施操作层面的保障制度并未建立与健全，例如学校体育资源使用补贴制度、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农村社区体育发展需要社区成员的各项资源投入，如何对乡镇企业投入社区体育发展给予政策引导和实施税费减免仍然悬而未决.最后，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对于浙江农村社区体育而言就是需要摆脱与城市社区体育相比政策少且落后的不均衡状况，政府体育部门应加大政策投入，然而就现实而言，目前浙江城市社区体育发展所获得的政策支持还是大于农村社区体育，例如根据本文所搜集的资料，目前浙江颁布的有关城市社区体育与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政策文本数量之比大致为7:3.

2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

所谓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是指通过农村社区委员会引导，将乡镇作为重点，自然村庄作为主体，在合理运用村庄自然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基础上，为增强农村社区居民体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就近开展的农村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的区域性体育活动.

2.1 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

所谓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就是指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作用，引导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信息、资源流动与集聚，共同致力于浙江农村体育事业发展.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重要保障.农村社区体育建设离不开农村社区建设的整体布局和规划.政府应制定相关的农村社区体育发展规划目标，以及相关体育政策，以引导地方根据本地区农村体育开展现状，结合本地区体育资源优势，确立适合本地区农村社区体育的发展方式.政府部门应该加大对农村社区体育发展的资金投入.体育事业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各级政府需要把体育事业经费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基本投资计划，将公共财政投入均衡发展运行机制作为物质支撑，构建公共财政投入农村社区体育的均衡发展运行机制，此外还应多渠道筹措农村体育发展资金，调动全社会参与办体育的积极性.政府还应建设完善的体育场地设施，在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同时，还应该加大对已建场地的管理与监督，促进农村社区体育场地合理利用.另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已经由既往的行政化治理模式演进到自治化治理模式，农村社区体育发展也需要步入到自治化的发展道路，由此需要政府引导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有效整合协作，通过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激励政策来调整和理顺农村社区体育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多元主体各自的责、权、利.最后，为准确的确认社区居民体育需求，高效供给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要建立高效顺畅的需求表达机制，该机制的运行主要依赖于乡镇人大代表、农民体育协会及体育社团的交互作用与合作.

2.2 打造体育特色文化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

如何融入当地的文化基因，发掘当地的文化资源并依据新型城镇化要求以及当前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开发和设计具有鲜明农村特色的体育项目，将能极大地促进农村社区体育发展，这是打造体育特色文化的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的内涵.由此，需要根据浙江农村社区的民俗体育资源、特色运动健身节庆活动、特色农民运动会(展)等体育特色资源，促进发展具有区域特色和农村特色的社区体育事业，培育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特色体育文化之乡”(见图3).在内容开发和实施方面，首先，可以开发利用具有浙江特色的民间、民族和民俗体育文化资源如嘉兴的惯牛、船拳，平阳的六步拳等，引入现代竞技体育的理念和方法对民间、民族和民俗体育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竞技化处理，在农闲和节庆因地、因时开展各类体育竞赛、民俗表演等活动.同时建立村级体育比赛制度，从而调动与发挥农村社区居民参与体育的热情，并能在农村社区居民中有效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农村社区体育社会化和生活化发展.其次，从区域地理环境特色出发，合理开发极限运动以及新兴健身运动项目，例如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浙东可以开展海钓等海洋体育项目，浙西可以开发登山、探险等项目.还可利用新型城镇化建设强化交通网络建设和生态环境整治的契机，加强绿道体育建设.最后，目前浙江的义乌、嘉善等有条件的县(市、区)均已引入了C'BA和中国女子职业排球联赛，在当地引发了体育热潮，浙江其他县(市、区)也可考虑引入职业体育赛事或高水平企业邀请赛，活跃当地体育文化氛围，带动社区体育发展.

2.3 开发特色体育旅游的浙江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

浙江地区地理环境特殊，蕴藏着丰富的体育旅游资源，例如在2009年富阳被国家体育总局率先命名为“中国运动休闲示范区”，富阳也以“中国运动休闲之城”作为城市特色，开发了大量的运动休闲和体育旅游产品和项目;宁海县拥有中国首条国家级健身绿道;象山县每年举办的“象山国际海钓节”已经声名鹊起;景宁是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唯一的舍族自治县，具有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因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可以依托浙江丰富的自然以及人文体育旅游资源，走开发特色体育旅游发展农村社区的发展模式，将社区体育事业发展与体育旅游产业发展有效整合，既促进社区体育发展满足当地体育需求，同时又发展基层特色经济增加居民收入，此外又符合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产业绿色化、环境友好化的发展转型要求.开发特色体育旅游的农村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如何有效实施，本文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见图生)，同时认为在浙江农村社区发展特色体育旅游，必须以乡村作为“大本营”，这样可以带动餐饮业、保健业等其它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促进体育场地、设施、器材等改造和更新.以体育为媒介，扩大对外交流，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表演、交流、比赛活动，提高在全国的知名度，促进乡村的体育建设与发展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规模和层次.大力发展体育文化旅游，挖掘、整理、开发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尤其是国外没有相同或相似的体育项目，进行重新编排或必要的完善，使之更具观赏性、表演性和参与性，让参加者通过一定的活动体验不同的文化.在临近名胜古迹、游览胜地的乡村重点规划建设体育休闲中心，推出各地传统体育项目或特色体育项目，与游客进行比赛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