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职业成为社会衡量个人实现自我认同和价值的重要途径和方式。“职业”一词来自(Calling)，即上帝的召唤，所蕴含的职业精神意味着个人在现时社会中的义务和责任。在西方，这最早来自深刻的宗教背景，现代竟技体育孕育于近代西方的工业社会，后来衍生出的职业体育这一实体名称的发展理念，同样也要追溯到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基督新教伦理这一宗教背景根基。16世纪的欧洲，与文艺复兴提倡的人文主义思潮相随的还有宗教内的改革和新教运动，它以路德教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定论为代表，他们不仅在政治和组织上瓦解了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神威，而且以新教伦理取代了以天主教价值观为主的大众宗教信仰。“对世俗活动的伦理和道德的辩护是宗教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清教徒坚信固定职业的苦行意义，为近代劳动专业化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清教徒将营利解释为上帝的安排，就为事业家们的逐利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苦行主义厌恶封建诸侯的穷奢极欲，以及暴发户的浮华虚饰。但对有节制而白手起家的中产阶级却给予极高的道德颂扬。“上帝保佑他自己的行业。这句话成为称赞那些遵循神启而成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习惯用语。近现代职业运动最早出现于英国。"16-18世纪中叶，英国的‘自然体育’开始商业化，职业体育萌发，一些出身贫寒的平民开始靠体育方面的一技之长来谋生，他们靠从事板球、足球、拳击、网球、划船等比赛的门票收人和赞助费作为生活来源，具有了职业运动员的一些特征，而贵族绅士则为了消遣和娱乐的本能欲望进行赌博和组织一些具有简易商业形式的娱乐比赛，这样就推动了体育从原来的娱乐休闲向赚钱的娱乐表演和技能展示方向的转变。" 1866年，英国业余体育联合会宪章对业余选手的身份做了明确的界定，实际上也就明确了职业运动员的身份与概念。但是，随着竟技运动的广泛开展，各类比赛越来越频繁，其比赛的胜负也越来越唤起公众的关注和热情。以足球为例，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的一些足球俱乐部为了提高其比赛成绩，开始购买运动员，并按运动员的身价支付酬金。188年，英国足协于6月20日宣布承认各俱乐部购买外籍球员并支付报酬的做法，从而给予了职业足球以合法地位。此后，英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开始形成燎原之势，并与当时坚持业余原则的国际足联发生了长期的争执。1923年12月，英格兰足协在伦敦全会上对职业足球下了如下定义:“运动员分为职业的和业余的两种。所有在足协登记注册，将足球作为自己职业的，或通过踢球接受报酬的、或在其住宿、交通等必需费用之外再接受任何形式报酬的均为职业运动员。1930年，在各国职业足球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际足联被迫同意举行不分职业和业余的新的世界锦标赛，即首届世界足球锦标赛(后改称世界杯足球赛)。英国足协在19世纪末带头承认职业足球，相对于英国体育的职业化，欧美各国足球职业化的步伐十分缓慢。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陆续正式公开承认职业足球。基于当时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内部领导人强大的观念差异，职业体育和业余体育被阶级和职业身份禁锢和加以区分，业余体育被贴上纯洁和纯粹的意识标签，奥林匹克大家庭内尤其具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推进，直到基拉宁和萨马兰奇接替国际奥委会主席之职，形势才有所松动和改变。

西方职业体育的发展是由下至上平稳过渡内生起来的，具有坚实的文化、制度等的土壤积淀，再加上“职业是呼召”的信仰层面一宗教背景的信念支撑，它发展成为从事职业体育人生命里不可割离的一部分，工作、勤俭和理性等品质为现代西方职业体育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强大的精神资源，也为职业体育走向现代和民主社会蓄存了极大的推动力量。在英国先是乡村体育或绅士体育向商业体育的转变，使体育技能展示和娱乐表演在工业社会里获得了商品的属性;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到18世纪中叶资本赢利成为体育比赛主办者的主要目的，具有适当规模的、组织化、正规的、收费型准职业体育比赛开始出现;进人20世纪，传统意义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经营也随着现代传播媒介的进驻而发生巨大变革，极大推动了现代体育的发展。马克思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宗教改革把僧侣变成俗人，又把俗人变回僧侣。马克斯·韦伯也说，贪得无厌并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并指出:“中国的封建官宦，古罗马的贵族，或现代农民的贪婪，与谁相比都毫不逊色。而那不勒斯马车夫或船夫，亚细亚操同样行业的人以及南欧或亚细亚各国的手艺人，他们的‘金钱欲’比同样境遇中的英国人更为强烈，尤其更无耻。可见，不择手段地谋取暴利并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生产的发展，只有人的谋利动机转化为目标合理的社会行动，才可能产生工业革命的动力。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回到弗林的论点上，“在一个‘不愿接受先进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改组，不允许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以图大规模运用这些技术’的国家，工业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因此，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之一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具备以下条件，它既不压制人们的追求，又能把这种追求引导到目标合理的渠道中去。”因此说，西方职业体育从一开始就是以自由竟争的市场制度、严格的法治保障、组织架构清晰的产权制度为基础，遵从自然选择、市场逐步演进的理性法则慢慢发展起来。

体育成为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天职，从他对体育的参与到成为推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积极发展的改革者，反映了他对体育的全新认识态度。萨马兰奇的妻子玛丽亚·特列莎是一位愉快、文雅的女人，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康沃尔地区的一个家族，她说:“我对体育没有什么兴趣，但体育是我丈夫的部分天职。”韦伯说:“高度的责任心这种态度并不是天性的产物，仅凭低工资或者高工资是无法激活的，只有在长期的磨练中才能唤起人们的意识，高度的责任心在任何工作中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只有这种态度才能完美地完成这种工作，这时人们必须将劳动视为一种日的，当作天职去完成。德语里，LieYUf(职业、天职)一词和英语中的calling(职业、神召)，或多或少地暗示着一种宗教的概念，即上帝安排任务的观念。因此说，上帝所允许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让人们用苛刻的苦行主义超越尘世道德，而是只要完成个人在尘世中的位置所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路德作为一名改革家，认为尘世间的活动既体现了上帝的意愿，也只是肉体的事情。它是信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不过它本身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不具道德色彩。二战是社会历史的分水岭，老的秩序再也不会回到原样了。例如，妇女突然发现她们出于需要而要求被同等对待，西方世界的工人阶级也发现，从前被认为高不可攀的生活领域通过努力也可以实现。从政府、教育到文化，一切都在改变，但埃弗里·布伦戴奇却还幻想般地顽固坚持着。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由于匈牙利起义及苏联的镇压，加上苏伊士运河危机，只有38个委员到墨尔本去。1957年在索非亚召开全会，这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开始注意业余性问题。美国和其它在战后社会思想开放的地方，人们关心那些为重大体育比赛而脱产训练的运动员，及其“脱产时间”得到补偿报酬的原则及定义问题。许多人认为运动员因代表国家而失去的工资应得到某些补偿。但讲实际的国际奥委会却抱着同情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原则，传统而古板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大部分是欧洲贵族出身，他们的意识里仍然固守着原有的价值理念。索非亚全会曾试图敷衍了事地处理这个问题。规则第26条经过修订的运动员资格如下:参赛者凡是为了金钱、或是容易转变为金钱的物品、或是获得价值超过40美元的奖品;为报酬而担任指导(学校教员除外);接受财产好处来参加比赛;接受未经批准的开支;声称打算在奥运会后成为职业运动员;连续30天以上从事训练而停止工作的，统统都不是业余运动员。不管最后三条如何地行不通，但那时奥运会的高贵性是由一些过了时的、年迈的保守者极力维护着，如埃弗里·布伦戴奇、埃塞克特勋爵、比利时的卢道尔费·西尔特里耶斯等人。除了业余主义和脱产时间的问题以外，如何能激发一个业余运动员专心致志呢?国际奥委会的秘书长奥托·梅耶在1964年辞职时讲过:“在我当秘书长的18年内，关于业余主义的整个概念已经有所改变。”20世纪20年代，获得过9块金牌的帕优·努米(芬兰)曾经因国际奥委会敦促，而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前被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宣布是职业运动员，但芬兰后来重新允许他参加国内比赛。所以说，早在萨马兰奇这个西班牙人把实用主义带到洛桑去之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早就很盛行实用主义了。

萨马兰奇后来指出:“布伦戴奇连续在五届奥运会上指责职业化体育盛行的行为，证明他对业余主义和对体育本身的理解有误，职业或业余运动员都有力求达到最高水平的诸种动机。业余运动员追求各种形式的荣誉，职业运动员除金钱外也追求自豪、光荣和满足。并不是说业余的体育就不是体育;业余运动员是给予，而职业运动员仅就是获取。”布伦戴奇的同胞、前美国奥委会主席菲立普·克隆姆也曾作过大胆的建议，说，奥运会应该让职业运动员参加，才能有最强者之间的比赛。国际足联秘书长赛普·布拉特也说:“只要商业不影响体育的精神、形式、地点和成绩，我们都不能阻挡它的发展。”萨马兰奇自己也强调:“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会中每一个人都能真诚地对待体育精神，与他们是否获得报酬并不相干。其实，萨马兰奇很早就从自身的经历和思考中感受到，从定义上说，业余主义是个自愿的条件，是种思想状态和态度，你不能命令某个人成为业余运动员。他说自己在最讲究业余主义的普通环境里受过教育，先是在英国的公学(有一所公学早在19世纪就创始了英式足球)，后在剑桥大学。19世纪50年代，当地公园的一颗树上曾钉上了沿用至今的球赛的第一个正式规则。他在温布莱体育场替剑桥队与牛津队比赛，还参加过英国业余足球队，也曾参加墨尔本奥运会英国奥林匹克足球队的集训等等。他说他绝对相信业余主义，因为他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参加比赛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理解别人的处境。他说自己很了解科林斯足球联赛里与他经常踢球的伊士博恩地方队里的伙伴，他们是些送奶人、邮差、细木工，对能得到5英镑的“额外”旅差费很欢迎，但一旦进人球场我们都是优秀的、配合默契的球员伙伴，节假日里我们曾经踢过的一些最好的足球赛，曾吸引成千上万名观众现场观看。踢球时我和队友都明白我们所代表的只是一种业余的爱好与认真的态度，这种态度如果仅为纯粹经济上的需要，那么根本不可能踢出高水平的、令人激奋的精彩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