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故乡“经验”的价值认同，实际上就是对民族“经验”的价值认同，由于民族“经验”其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本质因素，因此认同传统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则是我们理解鲁迅寻找回“家”之路的重要前提。学界历来认为鲁迅思想的核心因素，就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也就是说鲁迅的“中间物”意识，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认识论。然而他们也感到有些困惑不解，包括鲁迅在内的“这些反孔批儒的战士却又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自己的优良的传统，承续着关心国事民虞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传统。”其实“中间物”作为历史进化论的某一环节，不可能自我割断历史或游离于历史;反传统的真实意义，就是由时间对传统去进行筛选或过滤，而不是虚无主义的全而扬弃。这才是鲁迅“中间物”意识的思想本原。

如果我们单纯地去阅读《坟》与《热风》等杂文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攻击的确有些过于偏激。但笔者个人却始终认为，鲁迅早期那些反孔批儒的激烈言论，与其说是一种鲁迅的思想本质，还不如说是一种鲁迅的思想姿态，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听将令”的结果，“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听将令”而又不能“消极”，使得鲁迅必须以一个“战士”的形象去现身社会，故激昂之声随处可见，也就不足为奇了。鲁迅多次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一个“大染缸”，如“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又如“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得漆黑。”鲁迅还特别强调指出，“染缸”文化的基本特征，则是无形且又无处不在的“鬼打墙”，即“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那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鲁迅认为“染缸”文化的历史根源，是儒道两家的思想茶毒;而“染缸”文化的社会基础，却是那些“看客”式的“庸众”群体。所以，他为救治这种“染缸”文化病根所开出的一剂药方，便是鼓励现代青年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看“中国书”可以隔断青年人与传统之间的思想联系，使他们能够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扫除”、“掀掉”与“毁坏”中国“食人”文化的伟大使命。

我们将五四鲁迅的杂文思想进行高度浓缩以后，仿佛很清晰地呈现着他强烈反传统的思想脉络，但如果我们全而考察鲁迅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恐怕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了。长期以来，笔者一直都存有一个巨大的思想疑问，作为启蒙主义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为什么在他的‘旧记”里，几乎很少提及他为《新青年》所写的那些文章，相反他所买的每件“古物”，却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件不落呢?‘旧记”属于一种自我“私密”，同时也是真实鲁迅的思想载体，‘旧记”拒绝纳入那些社会檄文，鲁迅本人肯定有他自己的充足理由。《热风·题记》中有这样几句话，非常值得我们去咀嚼和玩味:“五四运动以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说不清楚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鲁迅是个十分严谨的人，“散失消灭”当然不可能，那么“不做”或消极之“做”，才应该是他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毋庸置疑，“听将令”使鲁迅不得不以“亮色”，去完成“主将”们布置的命题作文，“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做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而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徜是掘坑，那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失去了。”学界历来从这段话去理解鲁迅的“中间物”思想，可笔者所感兴趣的却是“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一句。很显然，“做”而“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反映着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与矛盾性—深刻性是指鲁迅意识到“中间物”在历史变革过程当中，必须去负载起“做”的使命;矛盾性则是指鲁迅意识到“中间物”又因思想的不成熟状态，不明白“一向是在做什么”。因此，鲁迅一再声称自己绝不是现代青年的引路“导师”，“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鲁迅更反感人们将其称之为是反传统的先锋“战士”，也绝不落入那些廉价恭维者的陷阱或圈套，他说如果真被那些言不由衷的美誉之词所迷惑，“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p}# p}#啪啪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我们必须注意到，五四鲁迅的思想困惑，完全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意识，因为他知道“中间物”其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L1不能脱离传统去言说传统，而是应该从历史的纵深处，去寻找自己与历史之间的依存关系。故鲁迅虽然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为“大染缸”，但这一比喻除了它的调侃之意，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思想含义，即传统文化历史积淀的厚重感。这就使鲁迅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弃绝“希望”而认为“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进而在理性思辨“我”与传统关系的基础上，用经验事实铸就了他自己的生命哲学。

首先，鲁迅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对于传统的认同感，只不过是这种认同感的表达方式有些奇特而己。在《写在<坟>后而》一文里，鲁迅曾这样写道:“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文，倘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旧书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这席话是典型的鲁迅语言风格，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仔细琢磨一下，挪榆之中却又大有深意:其一，看“旧书”使“我”背“鬼魂”和中古“毒”，表而观之，鲁迅好像是在深刻检讨传统文化的对己之“害”;但“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可见“看”乃是为了“教书”之用;既然“我”己“耳濡目染”中“毒”不浅，难道鲁迅就不怕那些无辜的现代青年，再次中“毒”和背负“鬼魂”吗?由此可见，仅以此言就去推断鲁迅反传统，是十分荒谬且又站不住脚的。其二，鲁迅说他只“中些庄周韩非的毒”，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他“不相干”，如果按照字而的意思去解读，读得“最早、最熟”的孔孟之书，反而没有使其中“毒”，那么也就说明他并不反感儒家思想。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奠基者，而儒家思想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鲁迅不反感孔子与儒学，学界又凭什么认定他是反传统呢?这显然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逻辑。实际上，鲁迅对于孔子虽时有调侃，但对其思想和人格却是相当尊重的。比如《鲁迅日记》1920年4月，就有这样两条记载:“十八日，晴。午后往孔庙演礼。”“二十日，晴。向晨赴孔庙，晨执事讫归睡，午后起。”“演礼”与“执事”肯定不是去打倒“孔家店”，而是一种祭孔活动的庄重仪式。再如，鲁迅在谈及孔子与老子两人的思想行为时，明显表现出了对孔子的尊崇与对老子的批判，他说“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子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其好恶之心一目了然。还有，学界历来都认为，鲁迅十分敬仰裕康和阮籍，倘若真是如此的话，鲁迅是否也同裕阮二人一样，是儒家“礼教”的真正信仰者呢?“裕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而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靓们要迂执得多。”这很值得我们去深思。早在小说《狂人日记》里，鲁迅便以叙事者和主人公的双重视角去告诉读者:“我”之所以觉醒，是因为不论“我”是被动还是主动，也曾经“吃”过几片妹妹的“肉”;“吃”了妹妹的“肉”便是“吃人”，故“我”与“狼子村”村民的文化秉性，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了。所以他才会蟠然醒悟，前往某地去“候补”，而“候补”一词所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鲁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热潮，始终都保持有头脑清醒的理性意识，他甚至还不无讽刺地挖苦道:“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笔者个人认为，读懂鲁迅这三句话的深刻含义，也就读懂了五四鲁迅的思想精髓。

其次，鲁迅认同自己与传统的不可分割性，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传统一切皆好;恰恰相反，他对传统始终都保持着一种十分理智的批判态度。综观鲁迅一生的思想言行，思辨性作为他评判历史与现实的价值标准，明显体现为不容置疑的三大特征。

一是对“庸俗”与“雅俗”的理性思辨。阅读鲁迅的杂文与小说，其批判锋芒无处不在，我们甚至完全有理由去这样认为，没有批判性也就失去了鲁迅的存在意义。比如他的批判指向，“有的是对于扶乱，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可以说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而。然而，批判性却又并非是鲁迅思想的唯一性因素，思辨性才是他批判性的精神动能。比如他在辨析传统文化时，就曾明确地指出，民俗是传统的核心部分，“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是在表而上浮游一些时。”鲁迅自己就是按照这种取舍标准，一方而极力批判阴曹地府的鬼神思想(《祝福》)，另一方而又充分肯定民间祭祀的文化意义(《五猖会》)，这是鲁迅确立自己与传统对话的基本立场。

二是对“庸众”与“民魂”的理性思辨。反“庸众”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华老栓、闰土还是阿Q、卫老婆子，一个个“死魂灵”般的“庸众”形象，几乎占据了鲁迅小说的全部篇幅。鲁迅对“庸众”虽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他却又一再强调“精英”与“庸众”是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尽管“庸众”很容易被“庸”字遮蔽其本质，然而鲁迅却比常人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由于“历史”正是由“庸众”创造的，那么怎样使“庸众”去“庸”露出他们的真“灵魂”，无疑便成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出发点。长期以来，学界一直都认为，“庸众”是导致鲁迅思想绝望的一大因素，其实则不然。鲁迅反“庸众”的思想落点，是“庸”字而非“众”字，否则他绝不会产生“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这样的文化自信。反“庸”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凸现“民魂”的文化意义，因为在鲁迅本人看来，正是因为有“众”之存在，所以尽管中国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致今日，其实是伟大的。”所以在他看来，民众之“魂”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三是对“假儒”与“真儒”的理性思辨。凡是研究鲁迅者都认为，鲁迅反传统是通过反儒者来实现的，鲁迅果真是反儒者吗?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鲁迅所反的都是些是“伪儒”，而绝不是什么货真价实的“真儒”，这是历来被学界人为忽视了的研究盲区。鲁迅一生对两种“伪儒”深恶痛绝，一类是假扮圣人之徒的乡野“伪儒”，如鲁四老爷、赵七爷、高老夫子、七大人等，他们共同的表现特征，就是不学无术以“伪”充“真”:鲁四老爷书桌上那两本理学的入门之书，足以证明他儒学水准的肤浅与低下;赵七爷与高老夫子的肚子里除了“三国”故事，其他儒家典籍一概没有读过;而七大人对儒家之“礼”的认识甚至还不如村妇爱姑，起码爱姑还知道古代“休妻”有个“七出”之条。叙事者与这些乡野“伪儒”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种智慧较量的潜对话关系—“我”之所以能够发现他们是“伪儒”，因为“我”读得圣贤之书要比他们多;所以“我”对他们的蔑视与否定，其“真儒”身份也就一览无余了。另一类是满嘴西洋名词的“伪儒”，即留洋归来的“正人君子”，他们无论是“东洋”派还是“西洋”派，在鲁迅眼里无非就是一群穿着“洋装”的都市“伪儒”。他们在国外不是头顶着“富士山”天天“跳舞”，便是关起门来在那里“炖牛肉吃”，故他毫不留情地攻击道:“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鲁迅认为都市“伪儒”要比乡野“伪儒”更具有欺骗性，因为他们满嘴都市“新名词”和“新观念”，“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鲁迅对“正人君子”的批判与否定，自然与他自己的留学经历有关，因而通过“辨伪”去还原事实真相，所彰显得仍旧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儒者人格。

我们必须注意到，鲁迅强调“中间物”只是与历史相连接的一个过程，它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就是对历史的批判与承续，无所谓“新”与“旧”的思想分野。比如，鲁迅就曾告诫青年说:“我看中国青年，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其实现在秉正的，就都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今天之“新”即是明日之“旧”，则完全是“动态”历史的自然法则。所以，“中间物”永远伴随着历史而循环，始终都是一种“不成熟”的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