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丛书》编写过程中，吴晗曾多次邀请编委会、专家与作者座谈交流，并就编撰的主旨思想、具体要求等问题统一认识。他引用毛泽东之语提出:“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吴晗认为:“要彻底改变文化上一穷二白的面貌，必须把提高了的东西普及给全国大多数人，人人懂得点历史”;同时，要尽最大努力提高历史科学的水平，“研究中国历史而不提到超国际水平的程度……这是不应该的、可耻的，也是无从想象的”，“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提高，而且还应该把提高的成果用通俗的文字普及给广大人民。

经过反复研讨，编委会还就《丛书》编撰的具体要求达成共识，这就是“要求书的内容立场、观点正确，史事叙述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文字通俗、生动流利。都附以必要的插图，要求做到图文并茂，读者爱读。”而要做到通俗，则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稿子写好后，“先给自己的幼年儿女读，孩子读懂了，而且有兴趣”，才算通过，否则就要重新改写;二是把稿子交给外行读，特别是专题史话类书稿，“只有连外行人也能完全读懂，才算达到通俗的地步”。上述原则的提出，为《丛书》质量提供了重要保证。

从整体来看，《丛书》内容大致可分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专题史话三大类，并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如前所述，《丛书》选题计划是在具体编撰过程中不断完善并最终确定的，其内容涵盖史前文化、人物事迹、作家著述、农民起义、军事战争、古籍选介、历史古迹等方面。以历史人物为例，“文革”前先后出版《秦始皇》《张衡》《欧阳修》《老子》《容阂》《阎立本和吴道子》《岳飞》等单行本84种，共涉及92位历朝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科学家、民族英雄等，有29种重印或多次刊印，2种再版。专题史话方面，截至1965年，共有32种单行本出版，内容涉及五谷、丝绸、蚕业、数学、钢铁、印染、造纸、古籍、报刊、印刷、槽运、邮电、铁路、科举、京剧、飞行、汉字、长城、名城、古迹等，其中径以史话名题的21种，有22种重印，12种再版或多版。

二是主题明确，自成体系。《丛书》虽然题材广泛却并不杂乱，由于注重编委会整体策划并多次深人研讨，每种书各有明确的主题，它们单独成册但彼此又有着内在关联，可以分门别类纳人《丛书》，因而整套书脉络清晰，并在结构上自成体系。时人曾指出:“《中国历史小丛书》一本一本地孤立起来看，似乎是片段的，零碎的，但是从整套丛书的总和来看，却是相当完整而有系统的。”[6es总体来看，《丛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既关注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发展的阶段性，又兼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从而比较全面、系统地勾勒出我国的历史概貌和文化传统。在具体撰写过程中，《丛书》还注意联系实际，体现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同时该书还将书标设计为代表中国古代文明的万里长城，以与主题相呼应。

三是文质兼具，雅俗共赏。作为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文质兼具要求史家撰述应当文直事核、文质相称，这点同样在《丛书》中有所体现。虽然每本仅一两万字，但《丛书》却十分注重对内容的考信，并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如在撰写《诸葛亮》《长城史话》《<四库全书>史话》等书稿时，编辑与作者曾多次查证史料、函访专家，确实难以定论的则存疑待考。在叙述风格上，该书文约事丰、图文并茂，既简练谨严又通俗生动，因此曾被时人赞许“于史学普及之中，寓专攻欣赏之妙”。特别是贾兰坡《中国猿人》、任继愈《韩非》、何兹全《祖遨北伐》、侯仁之《徐霞客》、周一良《明代抗屡援朝战争》、吴晗《海瑞的故事》、戴逸《北洋海军》、潘絮兹《绘画史话》等，由于撰者都是在相关研究领域内学养深厚的专家，对于上述原则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正因于此，《丛书》出版后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962年，该书出版100种时，有编者和记者曾走访科学、教育、文化出版界，并在一些中学召开师生座谈会，以广泛征求意见。有论者认为:“书虽小，但它的作用、效果、影响却不小”，读者能从中“获得知识，受到教育，得到鼓励，吸取经验”。1963年，《丛书》被教育部列为中学课外读物。许多文史教师将其作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目，工人们也表示该书“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丰富了他们的历史知识，增长了他们对许多历史知识的了解”。书中有关古人爱国、求真精神的记述，也对读者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许多读者写信给《徐霞客》的作者侯仁之，表示被徐霞客勇敢顽强的治学精神所感动，还有人“准备把有关故事编写成剧本，在厂里演出”。读者们普遍反映这是一套“良好的历史科普读物”，并称赞吴晗“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此外，由于《丛书》编撰人多具有作者与读者的双重身份，通过参与这一工作，许多中学教师“在学校里成为好教师”，“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队伍”;高校和中学的学术探讨增多，人们写作的积极性相应提高，学术气氛也得以活跃。受此影响，不少专家也在研究之余兼写一些普及读物，以致全国“一度掀起重视编写普及读物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