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巫任五官中郎将之前,曹操除对其进行言传身教之外,还曾委任专人对其进行教育,如在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征并州时,就“留淡傅文帝于邺”,即任命崔淡为曹巫的师傅,留守邺城以教导曹巫。这或许表明,在这个阶段,当曹操、曹巫父子在一起时,曹操会亲自对儿子进行言传身教;当他出征在外、父子相离时,他便指定专人对曹巫进行辅导和教育。曹操手下不乏才学之士,这次他选择崔淡为曹巫的教傅,应该是出于对曹巫教育的重视和对二人深刻的了解,从而让曹巫得到有针对性的教导。下面从曹巫和崔淡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具体原因。
首先看曹巫方面的因素。自建安九年(204)之后,邺城逐渐经营成为曹操的军政中心,现在他远征并州,归期未可具知,而长子曹巫留守,既需能臣辅佐,以确保邺城无虞,并增进和锻炼其个人的实际能力,同时也需良师教导,使其教育不致荒废。这就需要委派专人负责这两件事情。还有一点很重要:曹巫毕竟还很年轻,曹操可能对其能力和德行还信心不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惧其难正”。当时曹操刚刚平定冀州,袁绍家族覆灭的惨痛教训一定让他印象深刻;而崔淡认为,袁氏“公子宽放,盘游滋侈”的做法正是招致这种严重后果的原因。为避免重蹈覆辙,曹操就得以袁氏家族的教训为戒,对诸子严加教育和约束。他后来在任用邮原为曹巫的五官将长史时曾说:“子弱不才,惧其难正,贪欲相屈,以匡励之。这其中虽有自谦的成分,但透露出的忧惧和期望应该是真实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忧并非多余,在他出征并州之后,曹巫“仍出田猎,变易服乘,志在驱逐”。一个“仍”字足以表明,曹巫一直有田猎的习好,且并未因父亲出征在外而有所收敛。这很有可能已经悖逆了父亲出征前对他的叮嘱和告诫。曹巫自己在《典论·自序》中说:“建安十年,始定冀州,藏 ,貂献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璋鹿九,锥兔三十余。可见,他很享受游猎所带来的快乐与成就感,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了曹操出征并州之后。而“志在驱逐”一语则暗示出,曹巫沉酒于田猎的娱乐与快感之中,有忽视自己所肩负之社翟重任的危险。儿子的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问题,或许是曹操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也很可能就在他的预料之中,因此他特命专人来约束、“匡励”和教育曹巫。由此亦可知,在自己即将出征之际,派谁来负责此事,曹操肯定会慎重考虑,而崔淡就是这种精心选择的结果。
再看崔淡方面的原因。首先,曹操看重崔淡的个人能力。崔淡文武双全,曾受学于经学大师郑玄,因知名于世而被袁绍辟为骑都尉;袁绍死后,其“二子交争,争欲得淡”。 由是可知崔淡不但是名士,且有广为认可之实际才能。袁绍死于建安七年(202),曹操于建安九年(204)攻占邺城后,“领冀州牧,辟淡为别驾从事”,他对崔淡的能力应该有充分的了解。其次,曹操敬重崔淡的人格,并因此对他予以重用。据《魏书·崔淡传》:“淡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本传还记载,曹操在初授崔淡为东曹椽时,专门发布教令,高度评价崔淡的清忠正直,其令曰:“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曹操对崔淡的“敬惮”与称赞并非虚谈,他本人曾亲身感受过崔淡的正直,同传记载:“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淡为别驾从事,谓淡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淡对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岛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于时宾客皆伏失色。崔淡的胆识和正直一定给曹操和其他宾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难怪陈寿认为“崔淡高格最优”。事实证明,曹操很看重崔淡的这种高格,先后任命他为别驾从事、皿相东曹椽和尚书,后两个职务均为负有选举权的要职,这显示出曹操对这一“高格”士人的欣赏与倚重,也充分说明他知人善任。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崔淡在上述与曹操的对话中,谈到袁绍两个儿子“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这也应该是他和曹操二人的共识。袁绍家族的惨痛教训就在曹操的眼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不能不格外重视自己儿子的教育问题。而这种共识,大概也是曹操留任崔淡为曹巫教傅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既然相信崔淡“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那么大概也就相信崔淡同样有能力辅导并匡励曹巫。
由以上两个因素可知,曹操在出征并州时,专门把崔淡留下来做曹巫的教傅,实源于他对曹巫教育的重视和对崔淡、曹巫二人的深刻了解,源于他对崔淡的信任和期待。而崔淡确也格尽职守,不负厚望。本传记载:
世子仍出田猎,变易服乘,志在驱逐。攻书谏曰:“盖闰盘于游田,《书》之所戒,鲁隐观鱼,《春秋》讥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义。殷鉴夏后,《诗》称不远,子卯不乐,《礼》以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哀族富强,公子宽放,盘游滋侈,义声不闰,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黑壮士,堕于吞噬之用,固所以拥徒百万,跨有河朔,无所容足也。今邦国珍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亲御戎马,上下劳渗,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高略,内鉴近戒,外扬远节,深帷储副,以身为宝。而狠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鹜而陵险,志雏兔之小娱,忘社攫之为重,斯诚有识所以侧心也。唯世子k}捐摺,以塞众望,不令老臣获罪于天。
这份谏书可谓情理并茂、真挚动人。崔淡在其中援引多部儒学典籍,并结合袁绍家族的惨痛教训,分析了“公子宽放,盘游滋侈”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并强调现在邦国民众所思者乃是“德”。在此基础上,他希望曹巫谨记“社翟之为重”,“慎以行正”,重德修行。这份谏书显然打动了曹巫,他随即做出积极的回复和行动:
世子报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数,欲使捐摺。黔已坏矣,摺亦去焉。后有此比,蒙复侮诸。
曹巫在欣然接受批评、厉行归正的同时,还表达了期待崔淡继续教诲自己的愿望。这说明,曹操让崔淡傅曹巫,意在让曹巫接受崔淡的教育和约束,在人格德行方面感受后者的感染和熏陶,修德以行正。而崔淡、曹巫二人的表现不负厚望,堪称曹操教育设想的一次成功实践。由此亦可知,曹操让崔淡担任曹巫的教傅,至少其主要意图之一是让崔氏匡正曹巫,以增进曹巫的德行。史书关于曹操在这个阶段对曹巫教育的记载较少,以上的事例和分析权当管中窥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