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裘开明担任哈佛大学汉和文库主管，1929年留任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馆长。其时，他面临的最大专业技术问题是中文和日文图书的分类编目问题。

就图书分类而言，20世纪初中国图书馆普遍使用《四库分类法》，但随着西学东渐，西学兴起，四库法无法适应新学图书的编目需要。其时美国普遍使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因为学科的差异，这些图书分类法只适合欧美图书的分类，并不适用于中文图书的分类。《杜威十进分类法》传入中国后，经历了“补杜”、“改杜”“仿杜”的中国现代图书分类法的发展。裘开明亦仿照《杜威十进分类法》，结合中国传统的四库法，于1930年创制《汉和图书分类法》，其后该分类法成为20世纪欧美东亚图书馆普遍采用的图书分类法。

就图书编目而言，20世纪图书馆目录的最大革新为从书本式目录向卡片目录的转变。19世纪末，美国图书馆界开始普遍使用卡片目录，目一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为圭桌，形成比较一致的编目规则。在中国，图书馆过去习惯采用书本式目录，1912年后开始引进美国卡片目录，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逐渐普及。那时的卡片目录都是手写的，卡片的著录项目(如书名项、作者项、分类主题、排架号)都不同，在卡片目录的著录项目、种类和格式上没有统一规范。因为中文与英文的文字差别，裘开明既无法沿袭哈佛大学图书馆编目规则进行中文图书编目，又无适合的中文图书编目规则借用，于是自创一套中文图书编目规则。

裘开明认为，中国传统书目体例可分为解题、薄录与考订三种流派，三种流派源流有别，承袭有制，然各有优劣利弊。解题派“以条叙学术派别，论断群书得失为主旨”，书之内容与价值揭示值得肯定，然书目冗繁，论断难免偏颇是其缺点。薄录派“谨记甲乙部次，只标图书名目”，简洁有余，于书之内容揭示不足。考订派“专究版本之先后，钞校之精粗，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授受之源流，翻摹之本末，篇第之多寡，行字之数目，行幅之疏密，装缀之优劣”，重版本优劣真伪源流之鉴别考证，于内容价值之评品亦不足。三者之利弊，虽各有不同，但皆不适用于现代图书馆编目。裘开明认为:“盖现今之图书馆，应付群众使用，几至供不应求。编目者势难得先儒之宽闲，作正确之解题，精密之考订。然书目为用，在因目寻书。是每书亦不得不有相当之节述，使未睹书仅见目者，略知其内容与形式，故书目之体例及其详略，应如何为适当，实为今日图书馆编目函待解决之一问题。

美国普遍采用的编目规则虽然可“因目寻书”“应付群众使用”，但因文字殊异，原有的中文和日文编目完全采用罗马拼音而不用汉字，因此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文和日文图书的编目。在裘开明看来:(1>图书馆编目的对象是书籍，书籍编目必须使用与书籍内容相一致的语言，原因之一在于使用书籍的读者多半懂得书籍内容所使用的语言，任何偏离这原则的做法必然会增加编目的成本。（2）如果有关书籍作者、题名、版本、出版项、版式等信息完全以罗马拼音或英语著录于卡片，那么卡片仍然无法识别该书是中文还是日文。只有增加与书籍内容一致的语言，才能清晰地描述书籍。(3)如果完全以罗马拼音描述或以混合形式描述书籍，人名和翻译混合著录于一起，将使卡片目录信息显得混乱而不和谐。

基于以上考量，裘开明根据在中国的编目经验，“参酌吾国固有书目学之载籍，诸家书目史志艺文之体例，及西洋编目法之著作，将中国旧籍编目诸难点，如考著者、定书名、审版本、纪图卷、示内容等，讨究折衷，以求解决。1928-1929年，裘开明研制了中西结合、古今一体的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编目规则，形成长达138页的编目手册，内容包括编制字典式目录的完整程序和细节，以及各类卡片的规范格式。其显著特点是:以纯中文、日文来著录馆藏中日文书籍，而将作者与题名的罗马拼音著录于卡片的底部。这一做法可突出以图书原有的语言文字，使著录的目录信息与图书保持一致，便于读者使用;同时，在卡片目录的排检上又可以兼顾汉字排检和罗马拼音排检的多重需要，提供多种检索途径和检索便利。

在完成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编目规则的基础上，裘开明于1931年编撰出版《中国图书编目法》，提出系统的中文图书编目规则与方法: (1)目录卡片的著录项目:书名、著者、版本、图卷、细目、附注。（2）目录卡片的种类:书名卡片、著者卡片、注、释、校等目录}、片、标题目录、片、分析目录卡片、丛书目录卡片、特殊图书目录卡片、目录卡片索引等。(3)目录的种类:字典式目录、书架目录、分类目录。(4)目录排列法。每种目录卡片之后均“附图数幅，表明行款。末附目录片之印法，及编目参考书举要，聊备编目实际之用。”

裘开明还将王云五之四角号码法应用于目录排列方法，并推介到北美图书馆界。“斯法之立足于国外，实自裘君以之排列美国哈佛大学之汉文图书目片始。”厅王云五在《中国图书编目法》序中言:“中国图书编目法，向鲜有专书。裘开明先生，遂于图书馆之学，本其研究心得，与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任职之经验，笔之于书，蔚然成家言，询足以应现在之需要而补其缺憾。”“书中对于目录片之内容，规定其应载事项;目录片之形式，列举其写法;而于目录之种类及排列，亦言之不厌求群;并多为实例，以示规范。学者奉为圭桌，则于中国图书编目之具体方法，思过半矣。

裘开明在1927年担任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图书馆汉和文库主管时起草了印制中文图书目录卡片的计划。鉴于手写卡片目录人土成本较高目一效率较低，裘开明创建了以Ditto复制主单元卡片的中日文卡片目录编制方法。

哈佛学院图书馆汉和文库从1927年开始实施中日文卡片目录的“单元卡(Llllltcard”制度，通过Ditto复制技术对主卡  (master unit card)进行复制。这种单元卡制仅需编制一张描述全部书目信息的主单元目录卡片，然后根据需要复制若干张卡片即可生成不同类型的卡片目录，从而取代过去同一种书籍需要手写4至5张不同形式卡片的状况。因为当时图书馆界对卡片目录的需求有限，如果采用一般的印刷方法印制卡片目录，显然不够经济，而Ditto复制法节约时间、成本，具有一般印刷方法无法代替的优势，因此这种用机器快速复制卡片的方法迅速被中美中文图书馆广泛接受和采用。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接收了哈佛学院图书馆所有的中日文藏书，成为世界上第个提出和采用机械复制中文书单元目录卡片方法的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对大量复制中文图书目录卡片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汉和图书馆为中日文藏书的不同目录建立了完善的体系，包括:(1>书名和作者目录，作者包括团体和个人(含编辑者、汇编者、注释者、翻译者等)，按汉字的罗马拼音排列;(2>书名和作者目录按照汉字结构排列(王氏四角号码法);(3)分类主题目录，包括中日文丛书的分析目录;(4)排架目录，卡片目录按照图书馆藏书在书架上的位置排列。建立这样  一个完善的卡片目录体系，每本书至少需要7或8张卡片。

裘开明不仅将中文图书编目法和卡片目录技术应用于哈佛燕京图书馆，而目将其应用于为哈佛大学相关院系及其周边图书馆代购的中文图书，为哈佛学院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Peabo街博物馆、福格(Fogg)艺术博物馆等提供中文图书编目卡片。

裘开明并不满足于中文图书编目法和中文卡片目录在一馆一地的应用，着眼于在欧美东亚图书馆的普遍推广使用，于是发起了旷日持久的卡片目录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