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开漳圣王陈元光家族及其部曲的研究来说，值得人们深入研究之处非常多。如这样个在民间光芒四射的家族为什么在正史中未有记载?随陈元光南来的部将详细情形及结局如何?为什么陈元光治漳时在漳州龙溪浦南创办的松洲书院成了漳州历史上最早甚至也是全国最早的书院?另外，对于那些长期以来作为标本式典范的历史名人，在肯定其“高、大、全”的同时，更应恢复其作为人而不是神的真实历史面相。因此，在思维方式上要放胆作“逆向思维”。因为对任何历史名人的研究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一些变化，有的观点可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新理论的不断产生，人们会对原先的“定论”会做出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调整、修改甚至是重构!例如，以往我们习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很容易导致研究的“脸谱化”状态，要注意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研究，避免“脸谱化”。作为学术研究，我们不能“唯上”是从，为了真理，要敢于秉笔直书，做坚持学术自由的典范。因任何人物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角色出场和表现”，这一点，日本学者冈村繁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就做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合情合理的研究示范。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也有学者在进行类似的研究尝试，如已故江西学人郑晓江等对文天祥抗元中如何做到“忠孝两全”进行的颠覆性思考，原上海华东师大青年教师李劫的对近现代历史上恐龙式人物的系列思想文化论集等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再如在朱子的研究上，也有一些学者作了非常可贵的颠覆性思考。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欧明俊写的《朱熹“存天理、灭人欲”说之价值重估》，就是一篇给人耳目一新的好文。该文认为，“存天理、灭人俗欲”既不是朱熹的“发明”，也不是他的“专利”，存天理灭人欲“功”不能全归于朱熹「列，进而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胡适等人，为改造社会和思想文化，必须首先批判封建思想和儒家思想，但他们真正批判的是程朱理学而非孔孟思想。

宋代之后文化下滑，可以说正是程朱理学造成的。将朱熹作为传统思想文化总代表加以批判，确实有一定道理。他们将整个传统思想观念彻底“颠覆”，出现了矫枉过正。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不破不立，必须矫枉过正!“存天理、灭人欲”被等同于朱熹加以强烈声讨批判，朱熹代表整个封建社会、传统主流思想文化“受过”。对朱熹批判的“误读”，其实是在那种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一种宣扬策略，自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因而时至今日，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否定，早已深入人心，构成今人的“前理解”，以至一提到朱熹，人们就自然想到“存天理、灭人欲”，对朱熹这一观点的曲解，确实有委屈朱熹的地方。文章最后说“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被历代统治者利用，束缚人民，而放纵自己，被‘异化’为统治工具，最终偏离了理论合理的本意。……‘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题，但在实践过程中会产生偏差，但这是实践者的问题，并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朱熹‘存天理、灭人欲’说在当代也不过时，还与‘环保主义’相得益彰。当务之急，是重新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挽狂澜于既倒，将人类从欲望膨胀的大海中拯救上岸。……‘存天理、灭人欲’说具有普世价值，全世界皆应‘存天理、灭人欲’!”「列以上学者的“颠覆性”观点也值得我们在研究开漳圣王陈元光家族及其部曲时借鉴和参考。对于开漳圣王陈元光家族及其部曲的研究更应多注意对“道听途说”史料的甄别以及后人附加的真伪，特别要去伪存真。如相传陈元光著有《玉铃集》和《龙湖集》，均已佚。现存的《龙湖集》系后人所编，这些后人所编的东西用作史料时就必须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