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同时期，在英美等国对茶叶需求大为增加的背景下，晚清中国茶叶市场繁荣，对外出口量大幅上升，国内的茶农、茶商、茶栈、茶行、茶庄均获利甚多。光绪年间，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所占份额大幅度下降，其地位逐渐被印度、锡兰和日本所取代。这一时期，中国国内茶价大跌、茶农弃植、茶商亏折、茶行倒闭，其时，茶农、茶商每十户就有八、九户因茶而破家。光绪年间中国茶业经济衰退原因是什么?本文拟对该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

一、洋商抑价

清政府被迫开埠通商之后，道咸同时期，中国茶商在茶叶定价方面尚能与洋商相抗衡。若外商所定茶叶价格过低，中国茶商就不向洋商出售茶叶，而以茶叶为担保，将所贩茶叶贮藏在外国仓库，向洋商贷款，并按月支付二分至三分的利息。随着印(度)、锡(兰)、日(本)等国大力发展茶业，中国不能以茶叶为奇货，加之中国茶商大量向洋商借贷贩茶资本，到光绪年间，华商逐渐受洋商挟制，已不能自主定价，中国茶叶的市价被洋商掌控。洋商抑价是中国茶业经济衰败的根本原因。

洋商通过各种方式故意压低茶价。中国茶商大多靠贷款经营茶叶，然而借款利息高、期限短。因此，当茶市接近尾声之时，中国茶商难于周转，不得不在洋商催还借款压力之下贱卖茶叶来偿债。

洋商通过茶叶市场的供求关系来打压中国茶商，从而达到抑价的目的。茶有头春、二春、三春之别。洋商见头春茶少，就大增其价以买之。中国茶商闻之，就争往备办二春茶，此时洋商又骤降其价，致使中国茶商大亏其本。这样上市的三春茶又将大为减少，洋商又以重利诱少数贩售三春茶的中国茶商。总之，中国茶商沾润者人数极少，而折短亏本者甚多。

洋商利用茶的色、香、味特性有一定保质期，有意为难华商，压低茶价。“年之茶，只能今年所用，过时则色、香、味虽未必皆变，而总不如新出之妙，故茶客急于脱手，而西人乐于杀价也。茶叶上市后，洋商以事先商定的价格购买，若中国茶商欲居奇货不售，洋商遂联合抑价，每超过七天茶价就减十分之一，中国茶商等的时间越长，茶的品质就会逐渐变差，洋商所出茶价就越低。光绪二十五年(1899)，湖北茶商急于售茶，洋商故意迟滞，皆不出善价，导致当年湖北茶商惨亏。茶叶被洋商故意抑价后，湖北的宁州茶、华阳茶、安化茶售价仅为34-35两、13-14两、52-53两，而其成本分别为银60两、32两、60余两。

有些中国茶叶茶质欠佳，茶商、茶农常以劣充好，将新茶、旧茶、假茶揉杂在一起，这些不诚信的经营行为无疑给洋商压价提供了口实。“近年茶行但知赶帮，精粗老幼，一律收买，新茶旧茶假茶，揉杂无次。”奸商在收购的茶叶中“搀老叶，加水潮”。不少茶庄的茶叶制造粗率，烟熏水湿，上等茶中搀杂着劣茶，气味不佳。洋商逐渐知道其中弊端，因此买茶挑剔，压低茶价。茶商对茶农的勒措是茶农故意不精制茶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湖南、湖北两省，茶商多携带大秤人山买茶，茶农植茶、焙茶勤苦，不愿赔本，于是就通过迟摘粗茶并在其中加水、掺杂假茶等方式来应对茶商压秤。茶质下降，洋商就更有理由极力压低茶价，反而造成中国茶商、茶农更大的损失。“江西九江各茶商，春初人山收茶，采拣嫩叶，剔选精片，捆致到汉，冀觅蝇头。不料洋商以为不佳，价不能合，遂致折本消于在地茶友，收场回里。

洋商通过低价收购华商茶叶，然后将之销往海外，大获其利，而中国茶商损失则极为惨重。据《一八八七年海关贸易报告》记载，当年中国的茶叶生产者和茶商的损失估计有一百万两。

二、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后起的茶叶出口国的竞争

同治末年，中国茶叶在海外市场的份额逐渐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的冲击。1874年以前，中国和印度共同分担了日益增加的英国茶市的供应，然而，1875年英国茶市所需的增加额全为印度所独占，中国对英国茶市的供应量却没有相应增加。光绪年间，英国新增的需茶之人大多购印度、锡兰红茶，到光绪末年，中国在英国的份额已被印、锡十夺其八九。1860年左右，中国独占着美国的茶叶市场，18671868年，日本茶的出口仅为中国绿茶出口的37% ,1874年，日本茶的出口达到中国绿茶出口的70% ,1875年，日本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茶叶数量相当，然而，在1876年，日本出口到美国的茶叶数量已大幅度超过中国。

印度、锡兰红茶和日本绿茶能挤占中国茶叶在海外市场的份额有很多原因。

其一，印度、锡兰、日本植茶规模化，制茶工艺超过中国，而且中国茶生产具有小农经济的分散性，根本不能和具有改良的机器以及最好的焙制技术的印度、锡兰和日本的大茶园竞争。“印度制茶较中国优越的地方，在于机器胜过手工。比如广东省的茶叶种植、加工，是由具有小农性质的茶农进行的，他们是小所有者，缺乏改进生产的知识和资本。他们把采集的茶叶就近在市集上卖给茶贩，茶贩再将收购的茶叶卖给当地的茶商或运往通商口岸去售卖，最后辗转到洋商手中。其二，印度、锡兰红茶和日本绿茶均免出口税，成本低廉，洋商皆争相购买。而中国茶生产、贩售、出口的中间环节太多，“中国之种茶，皆零星散处，……及摘者卖于制者，制者复卖于转送者，转送者复卖于洋商，故其费多，而其价自亦较昂。因此，就导致“中国之茶……无不互相贬价，年甚一年……统合出口茶叶，较之从前销数十细其四五矣”。其三，在茶质方面，印度茶优于中国茶。“印度原系新山，种植不久，宜其土沃而味浓。”而中国茶，比如中国两湖地区，“多系历年老山之茶，未免土痔而味薄。”当时有印度茶一分抵中国茶三分之说。其四，备办出口的印度、日本茶精致，从生产、贩运、出口一直到海外购茶者手中不存在掺假的情况。而用于出口的中国茶常存在以劣茶掺杂、水湿烟熏的现象。

三、厘捐、关税过重

茶叶是清政府课税的重要来源。然而，清政府对茶叶贸易只管征税、缺乏扶持。茶业经济繁荣时，通过征收茶厘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人。如武昌府每年收茶厘约有二十余万两白银。福建，“以净茶一百斤，征收起运税银一钱，运收税银六钱，厘金银七钱，原续捐军需响银六钱二分八厘，各项耗余补水等银三钱二分五毫，共银二两三钱四分八厘五毫。囊时茶值昂贵，获利甚丰，商人不以税厘为苦，岁可征收银八九十万，及百余万两，一切恫精多取给于斯。

江西武宁茶运往出口之地九江，每百斤需征收厘税四两三钱白银。河口茶每百斤共征厘税银四两一钱五分。徽茶运往江苏，每百斤需完厘金银二两七钱四分三厘，应完出口海关正税银二两五钱，共计每百斤完银五两二钱四分三厘。税厘已在茶价的四分之一。平水茶运往江苏，每百斤应完厘金银七钱三分四厘，出口海关正税银二两五钱，共完银三两二钱三分四厘。

茶市繁盛之时、茶商获利之时，高昂的厘捐、关税对于茶市的影响尚未显现，一旦茶价降低，厘金、关税对于茶市的影响就立马显现出来，茶商亏折愈多，从事茶叶贸易的商人就越少，茶市就愈加衰败，反过来又影响到政府税厘的收入。

四、洋商开设茶厂，与华商争利

洋商自往产茶之地收购茶叶，在中国开设茶厂，精制茶叶，运销至英美等海外市场，抢占中国茶商的地盘，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早在1868年，洋商Dodd就在台北板桥开设了第一所精制茶厂，鼓励民众大力种植乌龙茶并亲自从茶农手中收购茶叶，聘请福州、厦门等地技术精良的茶司。1869年，该制茶厂将2131担茶叶运往纽约，获得美国人民的欢迎，Dodd公司此后在美国市场站稳了脚跟，获得巨额的利益，直至18931900年间停业。在Dodd的鼓励下，淡水乃至整个台湾，种茶之风大盛。“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中国人拔掉他们的甘薯，在有些地方甚至拔掉价值较少的蓝靛，改种茶树。光绪十二年(1886)，淡水共有121000担茶叶出口到海外，其中销往美国103000担，英国7000担。可见，淡水乌龙茶在美国占据了很高的市场份额，但是这些份额是被洋商所控制。

五、中国茶种植、贩售、出口成本太高

中国茶的采摘与焙制具有传统小农经济色彩，用工成本高。日采摘，夜炒焙，恒兼旬不能安枕。人力不足，又须厚雇客工。福建候官县北岭，“种茶者计算不够采工作工火食，贩家向种茶者收买一百斤袋茶，须用本钱七八元，挑工一元余至二元，大小税三元零，以及船载路费，一挑之茶，贩进省行售得银八九两，一并合算，对除外得利者少，而失本者多。茶行采箱之茶，运至省城，挑工、税厘、船载、路费共计用本合应二十余两。此时第三季之茶只出八九两银，如此失本，谁人敢为?

另外，有些地方官员认为，茶商小贩过多，开庄抢售亦是茶价降低、茶商亏本、茶业经济衰败的原因。“安化茶庄，上年甚少，安茶遂享大利。今年长沙高桥，骤开四十余庄，遂致成本大折。是茶市之坏，正因小贩过多，开庄抢售之故。

总之，光绪年间中国茶业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现在:洋商抑制茶价;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后起茶叶出口国抢占了中国的海外市场份额;清政府只顾征收过重厘捐和关税，而缺乏对茶业经济的扶持;洋商与华商争利，在华开设茶厂;中国茶种植、贩售、出口成本高;茶商开庄抢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