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或日本的耻感文化，中国儒家文化的特质则是“乐感文化”。李泽厚认为，儒家文化的乐感性，关键就在于其对此世间的把握，即不设定脱离人世间的彼岸世界，以实用理性为思维方式来把握情感本体，于日常人伦中追求人生归宿。因此，儒家往往通过提升自身境界或精神修养把握人生之乐，追求君子乐道之仁。以乐见仁在孔子那里体现得非常明显，《论语》中曾多次提到君子之乐。《论语》首章前三句便涉及到儒家教人为学、交友、处事的乐观心态。孔子认为，经常习行自己所学，与远道而来的朋友相见，抑或与人相处，人虽不知却见君子，自己心中有所洞见，从而收获生活之乐，并于此世俗平凡中剥去肤浅而见伟大。那么，孔子究竟教人所学何事、所习何道、遇良友所得何益，又为何人不知而不患却从中得见君子之德?孔子教人所学者，是学做人与求道，其标准是成君子，君子以求仁道。至于习行所学之道、与朋友论修道涵养，更是浸透着怡然自得的心境追求。快乐既是一个求道过程，同时也是得道之精神所在。正因如此，即使面对道之不行而不被人理解的困窘之境，儒家也不会自感颓败、也不会自降道之高远，因此得见君子乐道境界。

孔子以乐感文化为支撑而求君子仁道之境界，除了为学与交友之外，还通过践行礼乐与乐天知命而展开。在孔子看来，周公通过制礼作乐成就了周的绚丽文明。他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将仁之本质赋予礼乐之中。礼与乐不仅仅是玉帛与钟鼓这些流于表面的形式规定，更代表着内在于人的本质之“仁”之规定。孔子认为，个人从仁心出发而做出的行为，不仅体现人的自由意志，而且也符合社会伦理原则的规定。也就是说，外在形式之礼与内在本质之仁相互贯通，人正是通过自律自觉做到克己，从而使视听言动皆合于礼，最终实现天下归仁。在孔子看来，克己复礼归仁并非一个刚刻严毅的苦行过程，而是一种内心从容、心安理得的乐感体验，正是这种乐节礼乐的“夫子之道”造就了儒家坦荡的君子胸怀。人有了这种胸怀，就不会因眼前的穷通荣辱而患得患失，而是视功名利禄如烟云，衣食锦玉之时不以为意，袍敝衣时不降其志，贫而无羡，富而不骄，以里仁为美者，方可以长处乐。孔子以君子比德于玉，以山水之乐比附君子仁厚的道德修养。此外，孔子对君子道德修养的要求还体现在力求尽善尽美的正乐过程中。与西方审美追求“真”与“美”不同，中国儒家审美境界力求达到“美”与“善”的统一。孔子盛赞《韶》尽善尽美，听闻《韶》乐，陶醉其中而三月不识肉味，厌恶《郑》声乱雅乐，且志愿以礼乐治天下并躬行实践，于是从卫返鲁，使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何谓乐之正?在孔子看来，理想的礼乐制度既表现为以礼约人，同时还表现为以乐成人;礼要求人严谨以待，乐使人享中和之美。孔子认为，人若成人以达到仁者境界，需要不断进行道德修养，这个过程即学诗以言、学礼以立、成人于乐，人之为人，最终进于礼乐的君子会在中和之乐中达到美与善统一的仁者之境。

总之，孔子的仁者之乐关注此世间而又不陷溺于此世间，总能于俗物庸常间显示其不凡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源于对仁道的坚守与不懈追求。这种仁道操守于君子而言，是一种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的道义担当。在这方面，孔子为后人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学道、乐道，其志在于无关富贵、乐天知命的君子之德，使其不惧桓魁之困、不屈阳虎之畏，即使在厄于陈、蔡之际，依然弦歌不辍，此为懂得穷通之道皆由天命时运因而遇难不惧的仁人之大勇。而知天命的君子不会因个人穷通荣辱甚至是生死而戚戚，道之将行与废得见天命而无损君子之乐。孔子的仁者之乐境在社会维度中展示开来则表现为“与点之乐”，这既是孔子作为仁者的个人志向，也是其安老怀少的天下情怀。曾哲的理想是天人同乐、社会和谐，孔子对此啃然而叹，深表认同。“与点之乐”表达一种天地同流、万物并生的仁者气象，代表了孔子所追求的同天之乐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