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发生在晋绥边区塞北军分区河曲县黄树坪村的一次突围战虽然在相关史书中可略见一斑，但事件的来龙去脉却很难得以梳理。6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让笔者产生了研究此役的兴趣。当时笔者在做农业合作化史调查，与黄树坪村相邻的深嫣村老党员贺全才(1942年入党)、老民兵队长贺在何以及老支书贺全生均谈及黄树坪战斗。但对战役发生的原因、经过及结果讲述得很简单，甚或含糊不清。有鉴于此，笔者于2015年7月27日下午到深嫣村南拓筛一一黄树坪战斗牺牲烈士安息处进行考察。在一块玉米田畔，笔者看到三棵古槐。走近古槐，在一片当地人称作“构祀牙”的灌木丛中，发现一块墓碑，虽然字迹已经模糊，但经仔细查看可以肯定此碑正是为纪念牺牲干部曾锦云、饶典训、谢礼荣而立。离此碑不远处，还有一块纪念裴占元等12位烈士的碑(碑身与碑帽已分家，散落在田畔)。此景让笔者不禁即景生情，70余年前的那场战役似乎就在眼前。然而，历史真相是什么?笔者拟从官方、当事者与民间三维角度的表达进行淦释。

 (一)官方书史

文本一:9月·····一天塞北军分区司令部从情报中获悉老营、水泉、杨家营等地的日军……向陈家营方向扑来。……司令部急令司令部、教导队所有人员火速向西转移……第二天凌晨到达黄树坪村。……驻宁武、神池、五寨的日军去保德、河曲一带“扫荡”，劫去我晋绥二分区供给部军衣多套。日军穿上劫去我军的衣服，从河曲到偏关冒充我司令部教导队队员，摸了平鲁新编四连黄树坪西山上给司令部放警戒的一个班。另外派出给司令部放警戒的教导队，闻日军从河曲向偏关方向运动，不但没有报警，反而擅自撤到大石定村做饭吃。司令部被河曲方向来的五六百日军包围。……项刻，枪声像“沙豆子”一样响成一处……同志们尽管东冲西拼逃出了日寇的包围圈，却遇上了我“七一剧团”转移误认为敌人另一路军向我司令部人员扑来，惶乱中急令所有人员后队变前队向相反方向快速转移。结果后有日军的追击，前有悬崖深沟档路，有的同志连人带马跳下悬崖，有的同志中弹栖牲，塞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同志在这次战千中光荣栖牲。

以上文本之扼要有:第一，时间:9月的某一天;第二，事因:日军“扫荡”，塞北军分区司令部分批转移，日军伪装教导队偷袭司令部;第三，经过:司令部突围巧遇“七一剧团”转移，误认为有敌迎面而来，故向相反方向转移，却陷入前有悬崖后有日军追击的困境;第四，结果:政治部主任曾锦云及部分战士牺牲。

综合这四点，教导队未报信、突围过程、战斗损失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尤其是文本书写不太规范加深了读者解读史实的困难程度。文中‘旧军从河曲向偏关方向运动”一句使用“运动”一词明显欠妥，且形容枪声应该用“炒豆子”而非“沙豆子”。这也从侧面说明地方史编纂者并未能很好地掌握史实，给读者留下较大遗憾。

文本二:9月，日寇对偏关一带进行“扫荡”，为了避开敌人的多路进攻，塞北工委、塞北军分区机关及直属连队在山地与敌人周旋。这天，部队在行军一夜后，天亮时到达偏关以东黄树坪村北山上，正准备下山吃饭，发现了敌人，部队又迅速拉上山。日寇诡计多端，派出部队从田里背谷子进村迷惑我军。我军指挥员误认为是收运庄稼的群众，随之命令部队下山吃饭，进村时间不长即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塞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组织科长谢礼荣、侦察科长姚典训、作战科长吴玉德、副官处主任张丰福等干部战士四十多人壮烈栖牲，还有二十多人负伤。这是大青山我军在抗战中的一次重大损失。

文本三:10月，中共塞北工委、塞北军分区机关及警卫连在反“扫荡”转移中被敌人包围在偏关黄树坪北山上。张达志和白成铭、高克林和苏谦益各率一路人员分头突围。在突围战千中，我指战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塞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以及谢礼荣、饶典训等40余名干部战士英勇栖牲。

文本四:10月23日，塞北区工委、军分区机关在黄树坪被敌人包围袭击。在掩护机关突围时，塞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组织科长谢礼荣、侦察科长姚典训等15名干部战士为国捐躯，20人受伤，13人失掉联络及被俘。以上三个文本价值取向凸显，在对黄树坪战斗的简短叙述中，大多着墨于重要人物。牺牲干部及其头衔跃然纸上，而对普通战士的伤亡情况却表述不一。此种书史范式刻意将干部形塑为英雄人物加以宣传，作为战斗主体的“战士”则被裁剪。英雄史观的固存使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口号很难付诸实践。换言之，经过此番刻意“修剪”，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早已脱离了历史语境。譬如文本三提及战斗发生地为“偏关黄树坪”，很明显带有当代人随意涂描已逝历史的主观色彩。

事实上，1944年时黄树坪隶属于河曲县。而且文本中部分内容有误或有争议，如文本二认为吴玉德壮烈牺牲。但另有资料记载:吴玉德“在河曲县黄树坪战斗中胸部负重伤，次年伤愈后参加了塞北军分区组织的对日攻势作战和大反攻作战……1946年…，12月1日逝世。”此说与文本二明显不符。另外，文本二和文本三中“敌”、“我”径渭分明，编纂者的主观意志明显凌驾于历史客观场景之上而更贴近于现实场景。一旦离开现实场景，此种书写范式之下的“历史”犹如无本之木，其可靠性必然会遭到质疑。

总而论之，前述四个文本不同程度地突出官方对黄树坪战斗“重结果而轻细节”的书写范式，即对事件的价值判断远远重于对事件因果关系的考察。此种范式明显带有革命话语的印记。事件本身并非官方所关注之焦点，真正的焦点在于其所产生之影响，即鼓舞更多的战士乃至群众参与革命，教育青年一代要时刻不忘先烈，接受爱国主义理念。而在中共革命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这种理念往往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正如纪念曾锦云等3位烈士的碑文所言:“你们勇敢与敌人搏斗了一生，肩上负了无以至上的光荣创伤，终于在黄树坪战斗中壮烈殉国，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所赋予你们的使命，但是你们并没有死，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品质与终身艰苦奋斗的历史永远激励着百万人的进步，塞北的全体指战员决心继承着你牺牲过的黄树坪前进!”把烈士与党紧密相连，认为烈士的牺牲是完成了党的使命，是一种集体行为。此种行为进一步被升华为具有“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品质”的国际共产主义理念。至此，烈士已经由普通个人上升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典范。即便作为晋绥边区机关报的《抗战日报》对黄树坪战斗亦鲜有正面的详细报道，反而重点刊登《悼曾锦云同志》和民兵协助部队突围的事迹。由此观之，官方这种“以小见大”、“由个人到集体”的话语建构方式已经成为组织与动员民众参与革命的实用型程式。此时，战争本身已被意识形态化，由物质层面上升至精神层面。

 (二)当事者记史

文本一:秋后，日寇对偏关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县政府、县抗联一起转移到黄树坪一带，与绥蒙军区、绥蒙区党委以及塞北军区机关会合。此时，绥蒙军区“七月剧社”来到黄树坪慰问演出。不料，一支一千多人的日军路经此地，发现村里有八路军，便乘佛拂晓时分，将黄树坪团团围住。口肖兵发现了敌情，得到紧急报告后，我绥蒙军区警卫连的一百多人迅速投入了战千……我们偏关县抗联只有几十名公安战士，合起来不足二百人，敌我兵力悬殊很大。我们与敌人所不同的是: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是主人，打的是正义之战，不仅地形熟悉，而且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经过激烈战千，我们绝大部分人突出鬼子的包围圈，有少部分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老红军绥蒙军区政治部主任曾锦荣同志壮烈栖牲。此文本来自黄树坪战斗亲历者张秀桂的相关叙述，要点有:第一，时间:1944年秋后;第二，事因:日军“扫荡”，偏关县政府、县抗联转移到黄树坪村附近，与绥蒙军区、绥蒙区党委以及塞北军区机关会合;第三，经过:双方战斗激烈;结果:大部分人突围，少数战士牺牲，政治部主任曾锦云牺牲。通过梳理细节不难看出，张秀贵所述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一方面突出“我方”在战役中的斗争精神，同时却掩盖了受损较大的事实，刻意将损失最小化。另一方面则用300多字的篇幅叙述了自己的战斗经历：

我身背大刀，手提盒子枪，带着公安战士们断后。日军凭借人多枪多武器精良，根本没把我们这些土八路放在眼里。先是在村外架起小钢炮向村里猛轰，过后就向村里冲来。我们毫不畏惧，隐蔽在暗处阻击日本鬼子。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留着仁丹胡子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已经来到我们面前。一见日本鬼子，我顿时红了眼，一腔热血往上涌，一个猛虎扑食，冲到那个日本军官马前，奋力挥刀砍去，只听那马嘶鸣一声，两条马腿跪倒在地，骑在马背上耀武扬威的日本军官被重重摔在地上，头撞着一块石绘子，血流如注，命归黄泉。……我见几个日本兵卧倒持枪向我方瞄准射击，赶紧就地一滚随手甩过去一枚手榴弹，只听“轰”的一声，炸得鬼子鬼哭狠嚎，趴在地上好一阵不敢动弹，我们乘势向外撤去。

此段叙述用笔雄浑有力，刻画场面生动形象，将作者自身的经历跃然纸上。然而，据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并未发现此役中日本军官被击毙的任何记载。另据深嫣村贺富亮老人回忆:“黄树坪战役日本人没有死，死的都是咱的人”。加之，张本人并未说清被击毙军官的姓名，即便他本人不知道，事后理应有人考证，然而目前资料很难证实这一点。于是，此番描述之真实性仍值得商榷。

文本二:中秋节刚过，晋绥军区“七月剧团”到偏关东川向群众慰问演出。戏刚开演，群众报告驻在五寨方向的日寇向偏关方向“扫荡”。当时，司令部只有一个警卫连的兵力。塞北工委、塞北军分区机关及警卫连只有在山地与敌人周旋。家属、后勤人员向河曲县方向转移。我们部队从下午急行军一直到第二天拂晓，到偏关东南方向的黄树坪村北山上。正准备吃饭时，敌人打了信号弹，我们才发现司令部已撞入敌人的包周圈。我军在十分疲劳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受到敌人猛烈的袭击。张达志和白成铭同志带领一路突围，我和苏谦益同志也分别和一些机关的同志分头突围。……太阳快落时，我到了河曲县的崔家地堰村。

在这里，我们的部队又集结到了一块。经清点人数，军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军区政治部科长谢理云、军区司令部二科长姚典训、军区司令部四科张逢福等四十多名干部战士壮烈栖牲。这是我军一次重大损失。

此文本来自黄树坪战斗的另一亲历者高克林，要点有:第一，时间:中秋节刚过;事因:日军“扫荡”;经过:塞北军分区司令部被围，张达志、白成铭、苏谦益和作者负责突围;结果:曾锦云、谢理云(姓名书写有误，原文如此)、饶典训、张逢福等四十多名干部战士牺牲。高氏所述重点有二，一是增加了突围的细节，二是较为详细介绍了战役的损失。其缺点是将谢礼荣误写为“谢理云”，也有资料将之误写为“谢礼容”。此类错误屡见不鲜，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史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文本三:1944年秋，庄稼熟了的时候，日本鬼子为了破坏抗日根据地，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对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进行“扫荡”，一路从山西省大同经朔县出发，一路以太原径柯岚出发，合击塞北军分区驻地偏关县城。军区侦察到敌情后，集合部队向偏关的东北方向转移。走了60里，到了一个叫水泉堡的小镇，休息吃饭时，接到情报，黄河西国民党匪军，乘日本鬼子“扫荡”之际，要乘机占领偏关县城。塞北军分区领导认真研究决定，不能让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得手，军分区政委张达志决定，部队返回偏关附近黄树坪住下与敌周旋。这时，我所在的部队已经连续往返行程120里，非常疲劳，正要安锅做饭时，突然被奇岚而来的日本鬼子包围，警卫连立即抵抗，掩护司令部人员突围。……政治部曾主任和组织部长，在指挥人员突围时当场栖牲了。司令部侦察科科长，管理科张科长也栖牲了。……第三天早上吃过饭……见到村干部和老乡们正在掩埋栖牲的烈士们，在一个山坡上竖起了四十多个新坟，……问老乡有没有伤员。老乡说;“有十几个伤员，都走了。”

从此文本中得到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塞北军分区驻扎黄树坪因河西国民党争夺县城所致，而非日军“扫荡”所逼。另外，此文本强调40多人牺牲，至于死者之详情亦含糊不清，且将“经奇岚”误写为“径柯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史料失真。

文本四:1944年10月21日拂晓，日寇南路军一千多人穿着我军衣服，利用夜幕，经霍家沟村饿狠似的向黄树坪村扑来……军区警卫连与敌展开激烈战千，阻击敌人。偏清支队机关带三连驻深捻村，闻讯立即派出两个排，跑步上到深绘南山，配合警卫连，烽火中浴血奋战，展开激烈拼搏，与敌激战一个多小时，毙伤日军十多人。阻击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有效地掩护军区和支队机关经马家绘村东山沟，向沙坡楼子沟顺利转移。激战中塞北军区机关副主任曹锦云、二科长谢礼荣和七名战士与敌英勇拼搏中烈栖牲。偏清支队6人负伤，……日军从南山下到沟边，向我正在转移的支队机关和部队疯狂射击，支队三人负伤，两头骡子被打死。我们班瞄准敌人一起开火，猛烈打击，毙伤敌各一人，其余不敢下沟，调头向南山逃跑。日寇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安然无事，顺利转移。……这次战千我军伤亡十多人，毙伤日寇二十多人。作为黄树坪战斗亲历者之一的范银柱对战斗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而且提及“毙伤日寇二十多人”。不过，叙及“我军伤亡十多人”与文本三提及“四十多名烈士”明显矛盾。此外，不知何故，曾锦云被误写为“曹锦云”，令人费解。 以上四个文本的共同特点至此俨然明了，即在叙史时都不同程度带有主观色彩，如在表述中屡次出现“我”，而将日军写为‘旧本鬼子”。此外，四个文本均对战斗损失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但却未能指出精确数据，其可信度同样值得怀疑。

 (三)民间忆史

文本一:农历9月16日，驻偏关老营、水泉、杨家营的日军向塞北军分区司令部驻地陈家营侵袭。司令部人员沿关河于傍晚时分抵达偏关县城，准备向北山转移，适逢晋绥边区“七月剧社”来偏关慰问演出。得知情报说日军沿水泉、黄龙池而来，所有人员从县城内庄王村向磁窑沟村转移。到达磁窑沟村后，司令部人员和教导队分别转移。其中，司令部人员从高家上石会村东面大河沟进去翻过蛮天梁(霍家沟与深嫣村之间的一道梁)，并在黄树坪宿营。教导队则从上养仓转移到东梁安营扎寨。就在司令部人员和教导队暂行休息之时，驻宁武、神池、五寨的日军加上伪军大约400余人在劫去晋绥二分区供给部多套军衣后，冒充教导队，摸了黄树坪西山警戒班的哨。17日拂晓时分，在司令部毫无防范之下，日突然袭击，司令部被日军包围。听见枪声后，警卫来报敌人偷袭，住在黄树坪康来成家中的塞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曾锦云立即命令警卫连反击突围，由张达志组织群众、剧社、机关转移。在突围的过程中，部队误认为可以从黄树坪北面山沟直接达到深嫣村，然而当部队抵达山沟前，才发现是一个悬崖，根本无法达到对面的深f村。面对前面悬崖、身后日伪军不断追击的绝境，曾锦云将随身护官支走开枪自杀，年仅36岁。其余干部、战士或中弹而亡、或连人带马命绝悬崖。战千持续一个多小时即结束，栖牲干部、战士20多人，干部包括曾锦云、饶典训、谢礼荣，战士包括白海宽等。之后深嫣村民贺全生、贺拴达在清理战场时拿走了曾锦云随身携带的金条若干。此文本较为清楚、详细地叙述了黄树坪战斗发生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村民一致认为曾锦云系自杀而非被日军所杀。此种说法不同于其他所有文本，非常值得深思。虽然已经无法证实曾锦云究竟是怎么牺牲的，但是村民们的一致意见并非委曲历史。这从侧面反映官方书史与民间忆史之间存在意趣上的差距。在官方层面，将曾锦云作为革命烈士的旗帜进行宣传本身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内涵;在民间层面，民众往往将生与死视为同等重要的事件，在记忆中占有特殊地位，正如贺贵生老人所说:“曾主任不得不死，与其死在日本人手里，还不如干脆自行了断。”

文本二:那是1944年农历9月份……(省略部分与文本一基本相似)日军一个大队百十多人，连伪军、警察300-400人左右，战千持续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房东康来成劝他(曾锦云)说:“曾主任你听这枪声打得跟炒豆子似的，你别上去啦，顺沟南即可走脱。”曾主任就留下一句话“谢谢你!我不能丢下我的部队和战士不管!”话毕就上了前线，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年仅36岁。……黄树坪战千……造成我方栖牲干部、战士30多人。

文本二与文本一的叙述路径基本相同，都强调了战斗发生的背景及结果，只是文本二更为生动地刻画了曾锦云献身革命的场面，至于所言“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之可靠性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