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学圈对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焦虑，其实和自身“审美权力”的认同感被削弱有关，主流的“审美权力”越来越受到来自不同文学群落的审美判断的挑战。2011年，中国文学已“六分天下”被王晓明正式提出，“中国大陆文学版图由‘纸面文学’和‘网络文学’各占一半，其中又划分出‘盛大文学’模式的文学产业、博客文学、严肃文学，以郭敬明为代表的‘新资本主义文学’等等”。这个文学版图格局还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它反映的文学现实让文学界不得不正视，“当纸面的‘严肃文学’在整个文学世界中的份额持续减少的同时，这个文学世界的版图，却是在逐步扩大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主流文学期刊销量的急剧下滑，"1990年曾经征订数突破百万的文学期刊的订数猛然下降到十万左右或不足十万”骨，即便像《人民文学》这样的国家级文学权威大刊，在“1992年订数仅有10万多份，相对于1980年代初期的15。万份的辉煌业绩”骨，处境非常尴尬。以至于1990年代初期“文学终结”的呼声高涨，有关“文学死了”的余绪影响至今。同一时期，其它的文学种类却在萌芽、生长，慢慢地占据了中国的文学版图。新世纪初，新的文学种类终于通过互联网浮出水面，其审美多元化格局越来越明显，特另{{是2006年几组标志性的文学事件，更是不同文学群落之间剧烈冲突的集中性爆发。    

事件一:2006年，作协体制内的作家洪峰在街边“乞讨”，声讨文化局欠发工资。同年《南方人物周刊》做了一个专题《写小说，挣大钱》，副标题是“网络文学的黄金时代”，专访“天下霸唱”“当年明月”“孔二狗”“血红”“慕容雪村”“赫连勃勃大王”等当红网络作者。两起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呈现出不同的文学生产机制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世界”。    事件二:2006年初，以“80后作家”韩寒和评论家白烨为中心，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轰动文坛、牵涉多人的文学论战—“韩白之争”。这场论战的导火索是评论家白烨认为，“‘80后作家’写的东西还不能算是文学，只能算是玩票”，并点名批评“80后作家”代表韩寒的作品“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关系”。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很少在文学杂志亮相，文坛对他们不了解，他们‘进人了市场，尚未进人文坛’。”此番评论引发韩寒的反击，他在新浪个人博客上回应“文学不文学，不由文坛说了算。文坛是个屁。”双方在博客展开的论争迅速吸引了韩寒的粉丝及一批文化人的围观，随后双方“亲友团”的互掐更将这起论争演变成为一场“文学混战”。归根结底，这起论争的焦点在于双方阵营都坚守各自的文学理想，对彼此间的文学审美观念不认同。    

事件三:2006年6月，陶东风在其新浪博客发表文章《中国文学已经进人装神弄鬼时代》，以《诛仙》为例说明当下玄幻文学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最大特点是“专擅装神弄鬼”，引发《诛仙》铁杆粉丝的诸多不满。随后《诛仙》作者萧鼎在其新浪博客发表回应文章《究竟是谁在装神弄鬼?—回陶东风教授》，称“我的书，原也不是因为要给教授看完给于评语并获得所谓认可而写的……先别说代表那大过天的中国文学，在我看来，《诛仙》只是一部得到许多朋友喜爱的作品而已。”此次“装神弄鬼”之争，没有演变成类似“韩白之争”的文学事件，然而在文章评论区仍不时可见其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    

从这三组文学事件中可以发现，这些争论显示出的是不同的文学审美评判标准和文学观念的冲突，特别是主流文学批评家、研究者和新生的原创网络文学群落之间的观念冲突。当下正在兴起一种令主流文学圈望而生畏的力量—“大众粉丝”，无论是“写小说、挣大钱”的网络大神，还是韩寒、萧鼎等人，其得意、“狂傲”的资本背后正是“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当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用“经典诗学”的观念来解释当下的文学生产活动，运用文学“审美权力”对作品从诗性品质和审美层面进行文本分析并作出价值评判时，显然新生代作家及其粉丝并不认同这种“审美权力”的判断，其创作也好，阅读也好，并不遵循主流文学圈的审美判断逻辑。这些被都市流行文化、新媒体文化喂养的"80后”" 90后”甚至“00后”们，拥有一套自身的审美观念，其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不买账”姿态往往令许多主流文学界的批评家和教授们“瞳目结舌”。“粉丝文化”中的作家和受众们确实没有进人主流文坛，但他们在自己的文学版图上插个旗子，主张、标榜着他们自己的文学“审美权力”。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主流文学圈和以“80后”为代表的网络文学作家的碰撞中。“打工文学”被纳人主流文学圈的过程便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个案。王晓明在“六分天下”的中国文学版图中，也很难说清“打工文学”究竟属于哪一种文学类型。它既不是很“纯”的严肃文学，也很难说是“新资本主义文学”，与当下时髦的网络文学相比也似乎有差距，但它的确是真实存在的文学群落。198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打工文学”以打工杂志为载体在珠三角都市流行文化中红极一时，拥有自己的读者、受众和“粉丝”圈。新世纪以来，打工文学逐渐获得主流文学“审美权力”的认可，进人主流文学的殿堂。有意思的是，打工作家大部分对自己作家身份前面冠以的“打工”二字感到不满，认为是主流文学圈的一种“歧视”。在渴望文学成就得到认同的他们看来，在“作家”面前加“打工”二字，是主流文学圈并未完全真正地将他们这群由“打工仔”身份转化而来的作家融人自己的群落，仍然是一种不认同的姿态。而打工作家存在的这种认识，一方面，可看出他们对被主流文学圈认同是非常在意的;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主流的“不认同”还表现在对其作品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贬低和批评。比如当南帆提出“打工文学需要深化”时，激起了部分打工作家们的反驳—“‘打工文学’不需要深化”。在走向主流文学的过程中，出于生存的考虑，一部分打工作家认同了主流文学圈的“审美权力”，但并不认同主流的文学评价标准，尤其是僵化保守的文学评价体制;另一部分打工作家在置疑中逐渐将主流文学的承认置之度外，走上了商业文学和网络文学的道路。虽然“打工文学”没有完全被纳人主流文学圈并走向了分化，但对主流文学圈“经典诗学”观念下的评判体系表示出的失望是须要重视的。    

主流文学权威的“审美权力”也在“粉丝文化”时代逐渐失效，以追求“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为己任的主流文学再也无法重现1980年代“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轰动效应。其中一个事实是面对当下，尤其是新媒体时代新鲜而复杂的文学经验，传统“经典诗学”观念和文学理论的解释力越来越捉襟见时，甚至文学评论界常常被批评处于“失语”状态。王晓明对中国文学“六分天下”的划分可能并不准确，但为方便认识研究对象提供了一种“法门”。笔者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再不是铁板一块，越来越多“非主流”文学现象正带着各自的审美趣味和主张不断来袭，文学评论界在“粉丝文化”时代，对任何文本作出的价值评价都要非常小心，不能因理论很多就“强制阐释”或做“无效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