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里谈朴}举制:“中举做官被看作读书人的唯一出路，至少是唯一正当、有效益有前途的出路……哲学被看作误国误民的清谈，朴}学被看作标新立异的末技，艺术则不是被当作宣扬礼教的工具，就是被看作玩物丧志的祸根。读书人除了做官几乎另{{无他业可从，帝国则除了诱以官禄赐以爵位，也没有另{{的办法将其控制笼络于股掌之中。相反，帝国为了抬高官员的权威(其实也就是它自己的权威)，还要一再贬低其他行业，让读书人视读书做官为人生最高目标。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其实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

这段话没有案例和数据，却一口气下了如此多绝对化的评判，几乎每一条都有破绽:比如说因为朴}举，中举做官被看做读书人的唯一出路，然后与帝国知识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变成了零和游戏，这实在是信口开河—科举制度诞生前后，国人读书的价值追求都是多方面的，因为谁都知道能考中举人、进士者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不可能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但为什么还是要尊师重教读书呢?    

古代社会正常情况下书香门第总是受人尊敬，传统观念中只要稍有财富几乎都愿意“耕读传家”。读书可以使人摆脱野蛮、粗鲁、愚昧，摆脱被人歧视甚至赢得敬重;各行各业都需要知识、需要智慧、需要以读书为起点的修身养性，所谓知书达理、所谓儒商、所谓乡贤几乎都是读书的结果。各种发明创造也多数是从识字读书开始的。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王朝的主流价值观告诉它的臣民，考上进士是读书的唯一价值。所以多数朝代皇帝、皇室成员也推崇并喜欢读书(他们一般不需要进士头衔为自己带来“效益”吧)。朴}举能考上固然光荣，考不上政府和社会都知道读书人多了总是社会的正能量。一部中华文明史，是由进士、举人、秀才、落第士子、终身不应仕的隐士、民间能工巧匠、名医大贾(和平年代他们多数都是读过书的)、勤劳而有智慧的农民等行业的人们共同创造的。至于易先生说因为朴}举，朴}学研究和艺术创作、哲学等都受到了帝国的轻视，“惟有读书高”被“惟有做官高”公开取代了，还需给出有说服力的佐证。否则，就是“为赋新诗强说愁”。    

易先生虽然说过“帝国制度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乃是一种必然”并列举了人们熟悉的四条理由，但其重点不在此。他发明了一套理论重点说帝国存在和运行的荒谬(当然参照物是现代国家):“帝国时代的‘最佳’国家状态是:疆域不大不小(以自秦开始的传统疆域为宜)，人口不多不少(以二千万至五千万之间为宜)，经济水平不高不低(以一般民众正好维持温饱为宜)，政治状态不好不坏(好不能好到强大无比，坏不能坏到民不聊生)……”这番宏论没有任何数据和案例支撑，所以专业人士绝不会轻易荀同。但是，随后还有更主观的说法接踵而至:“帝国制度的脆弱还在于，它不但经受不了天灾人祸，也经受不了繁荣富强”“帝国制度的合理性，是以普遍的贫穷落后为前提的。”   

潇洒r}肆的易先生大概已经忘记了“帝国”的概念与本质特征，既然把秦以来的中国统一王朝都命名为帝国，那必须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不大不强不富的国家何以成为“帝国”并维系下去，它普遍的贫穷落后如果是相对于同时代的国家、尤其是近邻的话，那它不是这些国家豆剖瓜分、征服侵优的对象吗?如果是与近现代欧美列强比较，这比较没有历史学上的意义，只有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意义。除非易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王朝不是帝国。所谓“经受不了繁荣富强”，是说民间财富的增长会导致两极分化、矛盾尖锐、国家失控;“国家财富的增加了就更不好，因为它没有出路……也只有两种用途:一是穷奢极欲，这只能导致腐败;二是侵略扩张，这只能导致战争。腐败和战争，都是导致王朝(此处帝国被偷换成了王朝—笔者注)覆灭的原因。”    

这些表达是绝对化论述的典型，只说事情的一个方面、一种可能。最后易先生还武断定论:“这就是帝国的逻辑了。也就是说，它宁肯普遍贫穷落后，也不愿意发展国计民生，更不愿意发展工商业”。请易先生认真核对一下史实，这八个帝国哪一个是始终如一坚持这样做的。最后易先生还指责古代工商业:“何况这些工商业制造销售的，也主要是一些‘淫侈之物’，除了满足少数富贵人家的穷奢极欲，也实在谈不上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因此这只是一种‘病态繁荣’。它既不能孕育和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参见顾准先生的有关论述)，也不能使帝国制度变得完善，反倒只能加速王朝的灭亡。”一部缔造了四条丝绸之路、把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主要载体实现或催生各种文明对话、拥有众多发明创造的中国古代工商业演变史，因为没有使现代国家率先花开中国，在易先生笔下，就成了这样的不忍回首的历史负遗产。此外必须指出:顾准先生的结论只是一家之言，远不足为定论。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是这样描写隋唐以后中国史的:“隋唐继承了汉文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因此，中国文明的过程与罗马崩溃后西方正在形成的独特变化形成了鲜明对照……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黔也认为这一千年中经济、朴}技、文化的顶峰又是宋朝。类似评论在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著作中很多，不再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