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持续多年的战争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举国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七十年代已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高等学校从1949年的205所发展到1965年的434所，公共图书馆从1949年的55所发展到1965年的577所。然而，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上也有过失。

1 1950-1977年的社会环境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

1.1 对图书馆学教育制度的影响

新中国逐步建立了政治上集中统一、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管理体制，高等教育统一由国家领导，私立的教育机构收归国有并进行合并重组。1951年文华图专由文化部接管，改私立为公立，1953年并人武汉大学成为图书馆学专修科。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于1949年8月从文学院独立出来，学制几经变化。1956年，经教育部批准，北大、武大两校的图书馆学专修科均改为4年制本科，并正式成立图书馆学系。将图书馆学本科教育设置于两所全国著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这一制度的变革无疑对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此后20多年，便形成了以北大、武大的图书馆学专业为主导的图书馆学教育格局。虽然50年代国内还有几所高校(如西南师范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也设立过图书馆学专修科，但没有多久就停办了。

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国内图书馆事业发展很快，急需大量专业人才，普通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需求，于是各种形式的图书馆学成人教育蓬勃兴起。以函授教育为例，1956年和196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先后开办了图书馆学函授专修班，至1965年，两校在全国30个省市设立了函授站，共招生1 253人。这标志着我国正规的图书馆学业余教育制度的建立。

1.2 对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影响

1949年以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与此前美国模式的图书馆学教育作了彻底的“切割”，转而全面学习苏联。“苏式”高等教育的特点，最突出的是“专才教育”，专业划分求专求细，甚至“按产业部门、行业乃至按产品设置学院、系科和专业”，这种教育模式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综合素质不高。受“苏式”教育影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也抛弃了通才教育的传统，转而按学科实施专门化教育，课程划分过细，内容重复。“苏式”图书馆学教育的另一特点是重理论轻应用，强调提高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而忽略应用知识的传授。受其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注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梳理和讲授，特别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体系结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问题条分缕析，还引发了学界多次论战。

苏联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对中国最为消极的影响，是图书馆学教育中存在过于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泛意识形态化。这种教育思想与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的极“左”思潮结合，对图书馆学教育为害甚烈。它强调图书馆学教育要为阶级斗争服务，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本;它在高校“插红旗、拔‘白旗””将著名图书馆学家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它要求图书馆学专业教材要“政治挂帅”“厚今薄古”，完全违背教育自身的规律。

1.3 对图书馆学教学内容的影响

教育思想决定教学内容。50年代的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基本上是照搬苏联图书馆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或是直接翻译苏联的教科书作为图书馆学教材，或是根据苏联教科书精神编写教材、设置课程。刘国钧曾说，“图书馆目录”在北大图书馆学系原来开设的是分类法和编目法两门课，但在研究了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和经验后，他们认为应该学习苏联“以图书馆的各种目录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讲授”。这种“全盘苏化”模式，在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稍有好转，但其影响仍持续多年。

1961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也开始进行调整，包括调整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编写新的教材，如1961-1963年期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以及文化学院3个单位合作编写了《图书馆学引论》《图书馆藏书与目录》《目录学》《读者工作》等讲义。这批教材尊重专家的意见，强调“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质量较高的教材。

1950-1977年，社会对图书馆学教育影响最为剧烈，破坏也最为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1年，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停课和停止招生，教师被批斗并下放农村劳动，图书馆学教育完全处于停顿状态。虽然自1972年起两校招收了5届两年制的工农兵学员，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图书馆学教育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2 1950-1977年图书馆学教育对社会的贡献

1950-1977年，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校图书馆学系共培养大学本科毕业生约2 000人，另外还有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班、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北京文化学院图书馆研究班、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学博物馆学专修科等，培养学生200余人，加上北大和武大举办的函授班毕业和肄业的图书馆在职人员约有1 250余人，合计培养人才约3 500人。在50-60年代我国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图书馆专业人才十分稀缺的情况下，这批人才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到80-90年代，这批人中相当大一部分成为图书馆界和图书馆学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他们有的担任省市级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馆长，有的成为图书馆学教育机构的著名教授、学者，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顾1950-1977年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发展，可以看到，与民国时期相比，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图书馆学教育为社会输出人才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民国时期。然而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还是比较缓慢的。1949年新中国政府接手北大和武大两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到1977年仍然是这两家。这与同一时期国家经济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也滞后于同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政治的不适当干预，导致图书馆学教育违背专业教育规律，既抛弃了前贤积累的图书馆学教育的优良传统，又脱离了世界图书馆学教育的主流发展趋势，使得到了197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第二个繁荣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教育与社会的良哇互动并没有形成。

第二阶段(1992-1999年)，是图书馆学教育调整和变革阶段。图书馆学教育以机构改名为标志，“向以信息管理为核心的方向延伸和发展，图书馆学学科与专业归属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在变革。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是图书馆学教育创新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档案学教育走向融合，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师资队伍结构明显改善，课程体系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专业学位教育为图书情报学教育注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