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代中后期，人华传教士便将西方当时流行的地理学和历史学成果传人中国。利玛窦撰著了《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写了《职方外纪》，南怀仁纂述了《坤舆图说》，利类思和南怀仁更撰作了《御览西方要纪》、米怜写作了《全地万国纪略》等。这些早期史地著作对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的介绍，缓慢动摇和改变着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传统认知形态。步人晚清后，西方史学更加频密地传人中国，对中国史学的近现代转型有着重要的影响，成为“新史学”的重要催化剂，为“新史学”提供了史学观念、历史词汇、历史视野、研究方法、史料范围、知识体系和史书体裁上的养分和资鉴。齐思和曾描述道，晚清西籍大量述译，“泰西的思想遂渐渐到中国来了。关于史学方面，我国史家因读了新翻过来的西洋史书，渐感觉到西洋史籍编制的方法，史事的选择，和我国旧的史学，颇有些不同。”传教士译著的西方史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近现代转型，起到了如下的示范和影响:

第一，提供了横向比较和跨文化沟通的历史意识((东西史记和合)X(外国史略)X(欧洲史略》到《坤舆万国全图)X(全地万国纪略)X(万国通鉴》的西史译著，向国人提供了中西比较史、地区史乃至世界史的概念，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平等和独立的意识。

第二，提供了真正的“中西比较史”“地区史”乃至“世界史”的观念。中国传统史书也写世界，但却以“天下”的眼光看待，将其他国家视为蛮夷，拱绕在中国的四周和海外。而麦都思的《东西史记和合》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将中国与西方历史等量齐观的比较模式，谢卫楼粼万国通鉴》首次将中国、蒙古、日本与印度的历史写成“东方国度”，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大框架内去展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史的模式。

第三，提供了新的历史观，特别是进化史观和群众史观。进化史观指明了历史发展的模式，而群众史观则指明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李提摩太翻译粼泰西新史揽要》是一部反映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高潮的史书，分国别叙述了19世纪欧洲、美国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受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把人类历史完全描绘成一部进步的历史记录，所蕴含的进化史观对中国史学的近现代转型有重要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的西史译著还传人了“民史”的观念，民史观实际上是群众史观的反映。民史观念给只知记载帝王将相的中国传统史学开辟了前所未见的新天地，对中国学人影响很大，成为他们抨击传统史学的重要依据。总之，西方史学译著向中国提供了时间和空间观念的新模板，使国人建立起宏阔的历史意识。

在时间上，西史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循环史观，提出了进化史观;在历史分期上，突破了王朝更迭的分期法，提出了按时代(如《泰西历史揽要卿《十九世纪史》)、按事件(如《英民史略》)划分历史的新标准。在空间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天朝居中一四夷环绕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体系，改变了纪传体正史将中原帝王编人本纪，将其他各国编人四夷列传的模式，提供了真正的地区史(《欧洲史略》)和世界史(《万国通鉴》)的撰著样板，建立起横向比较的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