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 1986年，先生就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如何?我们可以说，它必定是一种现代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现代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可有两种提法:一种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吸收了马克思义的中国文化。这两种前景也许是一回事，也许不是，还需要一步研究，不过我相信它们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首先是中国的，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它不仅需要吸收当代科学的新成果，研究当代哲学的新问题，回答中国和世界所遇到的新问题，而且也需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起积极用的方面。这样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对人类文明作出特殊的贡献。……如果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当然有利于我们的社会发展，有利于我们的现代化的实现。至于第二种提法也许只是角度不一样，结果则可能一样。……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为之而努力奋斗。”

从1986年到现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它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旧形态，重新确立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形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亦使儒学获得了新的地位和活力。由于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高的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本质鲜明地呈现出来;儒学作为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亦呈现出来，从而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基础，扫清了障碍。故先生所期盼的两者在思想上的“融合”，一定会成为现实。

事实上，我国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论述，已是两者“融合”的例证。

360百科词条谓:“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概念，……小康社会是完全地集成了法家《管子》的治理方式—‘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识荣辱’，这是小康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从治理理念来说，小康社会并不是儒家学说的延续，相反却是法家治理思想的体现，法家重‘法’(商鞍)、重‘术’(申不害)、重‘势’(慎到)，其衡量标准和最终目的就是统一和富强。之所以说小康社会是法家的传承而不是儒家的承继，是因为其根本价值理念同法家是一致的:首先实现经济和生活的富足;遵守法令和纪律，法不阿贵(表现在当代中国便是90年代的‘依法治国’);尊重个体价值，鼓励个体独立;积极入世，奋力进取，以实现‘争于气力’的国家统一和富强为责任。”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讫可小康”，意思是要轻摇薄赋，予民休息，让老百姓过上康乐的日子。《礼记·礼运》把它与“大同”相对，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的名称。“大同”是“天下为公”，无私有财产，人人平等、自由。作为社会理想，近代被康有为、孙中山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吸收，作为新的社会理想、奋斗目标而具有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小康”是“大同”之后的社会发展形态，其基本内涵是财产私有，家天下，有国防、司法;道德教育或礼制亦成为巩固统治的工具，而施政的价值目标以人民的福社为依归。《礼记》突显禹、汤、文、武、周公、成王“六君子”之治为“小康”社会的具体实现，其用意即在突显此一为政的价值目标。我国小康社会的理论论述，无疑是融合了儒家这一思想而非法家的功利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