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也包括另一重要方面—认识自己文化中的负面因素或不足的薄弱的方面。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结合》一文中，先生指出，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曾经有着深刻的影响，它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特性。这种特殊的心理特性长期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各个方面，即使今天，它仍然在不少方面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态度。而这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状态，它既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点所在，也表现了它的缺点所在。优点和缺点是“一体两面”，无法截然分割。先生将传统思想文化归约为以下四个方面:理想主义、人本主义、辩证思维、理性主义;对每一方面都既指出其优点，又指出其内在缺点;如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立在广大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很容易带空想的色彩，从而拖住了社会的前进。我们提倡理想主义当然是对的，但它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关于人本主义，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一种道德化的人本主义。它所强调的是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由于过分地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都希望由他们自己来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他们讲“格物”“致知”全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他们为学是为了实际的政治。这样一来，中国的一些思想家们就不大可能去系统地探讨一些抽象的人类终极关切的问题，因而中国哲学没有严密的论证，这样就妨碍了我们民族抽象理论思维的发展。而更成问题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它只是把“人”放在一种相对立的、统治与服从的社会关系来讲一个人应该如何，应该如何负起自己作为特殊地位的“人”的责任，而忽视了人应有的权利。因此，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关系，讲什么“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等等。它要人尽各种各样的义务，而很少能享有作为独立的“人”的权利。所以，尽管人很重要，但人必须在“五伦”关系中生活，人只能表现在与他相对的关系者的身上，离开这样相对的关系就很难讲人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表面上看是强调人的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但实际上这种主体性只是在规定了的五伦关系下的主体性;自觉性是在没有认识自己独立人格下的虚假的自觉性，只是在所限定的范围内才有主动性。或者说，人们的这种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是在人没有参与任何社会生活时才有意义，一旦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它就全然失去了意义。所以人如果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人也就没有真正的主体性、自觉性和主动性，也就没有个性的解放和个人的自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这种“人本主义”，从这个方面看甚至是不利于“民主思想”的发生和民主制度的建立，这也许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我们不难看出，只有冲破这种被限定在“五伦关系”(一种特定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中的社会关系，“人”才能得到自由，“人”才能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有一种民主的社会。先生指出，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是“官”把“民”看成“本”，看成对他们是重要的。这种“民本”思想和真正的“民主”思想是不同的。“民主”是“民”自己做“主”，怎么能是由“官”来做“主”呢?这显然是把关系搞倒了。因此，“民主”思想不仅不是“民本”思想的自然发展，而且它应是对“民本”思想的一种否定。关于辩证思维问题、理性主义的问题，先生也都作了辩正的分析，如指出传统思想往往把人对自身的认识和人的道德价值反射到宇宙中去，比如孟子说的“尽心、知性、知天”，宋儒认为人心本“仁”，因此宇宙本体也是“仁”，“天理”是“至善之表德”等等，这种把人内在的道德加到宇宙上当然是不可取的。它不仅离开了“理性主义”，而且会是新理性主义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主义”了。所以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它应是在“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来讲“天人合一”，或者更有意义。如此等等，为我们如何“文化自觉”，树立了榜样。故停留于宣扬传统，儒学是不可能真正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的。现在国学讲得多了，却很少有辩证的分析。正面的宣扬遮蔽了其负面的因素，但负面的因素并不因此而不存在;相反，它随正面的宣扬而一起潜在地进入人的心灵意识，起着某种负面的作用。这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家与民族追求的目标。先生指出，实现“和平共处”要求处理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共同发展”不仅要求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创建“全球伦理”中应十分注意从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找寻可以对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有意义的伦理资源”。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其伦理问题不仅仅是个人伦理，而是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和环境伦理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和而不同”原则下寻求最好的“全球伦理”原则。亨廷顿讲“文明冲突”，背离了这一基点，但客观上也反映了文化问题的日益重要性。先生有专文对此回应，这亦为我们树立起“世界观照”的范例。

总之，先生的眼界是广阔的，时时关注着世界，而立足点则在伸张与弘扬自己民族与国家的文化，使之健康、活泼、发展、复兴，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更加伟大的贡献。“以全球化的眼光观察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实践先生的这一指示，新哲学的建立必将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