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具有一定形状的才叫器。器在中医学领域具有广泛研究，如把人体称为器，如《伤寒论·序》载:“贵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把脏腑称为器，如《灵枢·胀论》曰:“脏腑之在胸胁腹里之内也，若匣匾之藏禁器也”，《素问·六节脏象论》言:“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胧者，仓凛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形而下的“器”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中华民族的前贤们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取得了领先于世界的伟大成就，诸如古代的中医学、气象学、数学、水利学以及四大发明等，这是古人“格物致知”的求真求实拼搏奋斗的科学成就。“格物致知”源于《礼记·大学》，是古代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强调求真、求实、求知的探索实践过程对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格物致知既强调了“格”之实践第一性，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论，又具有“方法论”层面上的意义，自从被理学大师们阐发后，由伦理层面的意义逐渐演绎为科学层面的意义，成为后世“科学”的代名词。    

古代中医学家很重视格物致知的临床实践，如《灵枢·经水》载:“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这是解剖技术在中医学应用的最早记载。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远在商周时期医家已有“治病不以汤液醛 I熔石，桥引，案杭，毒熨，一拨见病之应，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揭马髓脑，蝶荒爪幕，渝洗肠胃，漱涤五脏”的人体外科手术，彼时金属刀具的大量使用为解剖学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亦有古人从脑髓神经的解剖实践中探讨脑神督络与气络功能的文献记载，如“脊中生髓，上至于脑，下至尾骸，其两旁附肋骨，每节两向皆有细络一道，内连腹中，与心肺系，五脏通”(明代《人镜经》)，“从普髓出筋十三偶，各有细络旁分，无肤不及。其以皮肤接处，稍变似肤，始缘以引气人肤，充满周身，无弗达矣”(清代刘思敬《彻剩八编内镜》)，这为深人研究气络与脑髓神经的相关性提供了宝贵资料。可见吸收借鉴当时代先进科学技术进行解剖求证及实践探索，不仅丰富发展了古代中医学，更为气络学说的传承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但近代以来中医药学的生存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受到西学东渐的冲击，面临西医学的严重挑战，中医药进人其发展史上的低谷期。毋庸讳言，中医药未能坚持在形而下层面借助快速发展的先进技术深人研究，是近现代中医药落后于西医学的重要原因，也是络脉与络病理论未能像中医药其他学术那样形成系统理论的重要原因。相对经脉而言络脉属于较为微观的范畴，据明代钱雷《人镜经附录》、明代医家翟良《经络汇编》、清代喻嘉言《医门法律·络脉论》记载处于络脉末端的孙络已达160多亿根，显然在缺乏显微镜技术的时代络病研究是难以深人进行的，也提示以中医为主体多科学交叉，充分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是络脉与络病理论深化研究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诺贝尔所说:“各学科彼此之间是内在联系的，为了解决某一科学领域的问题，应该借助于其他有关的科学知识”。当代络病研究保持整体系统思维优势的同时在微观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如既往研究提出“脉络一血管系统病”新概念，并提出脉络学说的核心理论—营卫理论，围绕络病学科分支之一的脉络学说揭示了络气虚滞/癖滞与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及神经体液调节异常，脉络癖阻与动脉粥样硬化，脉络细急与血管痉挛，脉络癖塞与血管堵塞或闭塞的相关性川，阐明了通络方药干预对保护血管内皮、抑制稳定易损斑块、解除血管痉挛、保护“孙络一微血管”及微循环血流灌注的药效机制，开辟了通络治疗缺血性心脑血管病、急性心肌梗死无再流、快慢兼治心律失常、标本兼治慢性心力衰竭的有效新途径。气络学说，作为络病学科另一分支，既是中医学术研究的难点，又是中医学术创新发展的突破口，气的医学属性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在形而下的不同层次逐步揭示其科学内涵，借助当代科学技术有可能使古人已经开始但未深人下去的分析研究，在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不同层次上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