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的变革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在马克思的“哲学的世界化”与“世界的哲学化”相统一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种变革。哲学也只有主动地走出自身，去拥抱现实的生活世界，才能真正实现“改变世界”的根本目的。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与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的，是其所处时代的理论表达。尽管其曾经为塑造那个时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其合理性。因此，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①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始终是与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生活相联系，是其所处时代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论重构，但同时又必须与现实的社会生活保持内在的张力，通过对理论自身与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保持自身生命力，从而引领时代的发展。这就是“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传统教科书体系正是由于其自身理论体系的僵化、抽象化，而丧失了生命力。因而，现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必然要以超越教科书体系的思维方式为前提。从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状况及思维状况来看，这种变革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一定会成为现实。  

 首先，思想并不是独立于现实的社会生活之外的存在，而始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a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a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②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为打破传统的教科书体系思维方式提供了现实生活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彻底打破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传统教科书体系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带来了现实社会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僵化的管理制度日益消解，个体的人逐步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成长为现代的、理性的独立的个体主体，从而使人，特别是个体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共同体和集体主义的束缚，充分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推进了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另一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的发展重新融人世界历史的进程，面对现代性社会的建构，传统的那种经验常识化的思维方式已经无法再适应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传统教科书体系正日益失去其存在的根据。   

其次，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吸收发达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果—大工业—所确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经济30余年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革，同时也将这种发展方式推到了极限。即建立在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掠夺式开发基础上经济增长的极限—自然资源本身及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这种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Utopia )，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的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而无可避免的，社会将采取手段来保护它自己，但不论社会采取哪一种手段都会损伤到市场的自律，扰乱到工业生活，进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使得市场制度发展成一种一定的模式，并且最终瓦解了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组织。”①也就是说，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自由的市场体制是建立在作为孤独个体的市民社会的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之上，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理性的经济人”—自私自利的人，其中理性不过是获取个人私利的手段和工具;另一方面，则是凌驾于个体的人之上的政治国家，这是市民社会得以良性运行的根基。因此，市民社会与国家始终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   

在经济全球化的总体世界格局之中，中国经济发展所达到的限度就不仅仅限于中国，而是属于整个人类世界发展的极限。其结果必然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崩溃，同时也就意味着发展模式的转换与新发展模式的建构。这种转换与建构绝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为此，必然要求实现思维方式的本质性变革。这就为当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消解以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传统的思维模式，同时要超越正在建构的现代性的思维模式，以寻求超越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全新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   

第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融人世界历史进程的过程中，我国思想界在反思现代中国思想史、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新的思维方式过程中，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思想冲突之中。这种矛盾和冲突使当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建构始终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是要批判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促进现代性文化的生成，即要成为现代性文化生成的催生剂;另一方面，在现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建构过程中，又必须直面西方现代性文化业已表现出来的一切问题，在中国现代性思维方式建构的过程中寻求消解现代性文化的困境、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就要成为西方现代性文化的解毒剂。这种双重批判使当代中国思维方式的建构始终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始终保持着反思和批判的立场，在传统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的矛盾、冲突之中寻求一条可行的建构路径。具体而言，就是避免那种纯粹理论逻辑的推演，而始终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变迁相联系，并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寻求现代中国思维方式生成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