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一役惨败使得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民族危机亦随之加剧。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该时期封建政体的急剧衰弱、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总体民智的蒙昧未化等诸多现实问题的并发，不仅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增添了丰富的养分，更为晚清翻译文学的蓬勃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良机。    

迎来发展期的翻译文学起步于西方小说翻译。与古代翻译文学相比，小说之于近代翻译文学的地位得到质的提升。在古代翻译文学中，翻译小说凤毛麟角。究其原因:一是小说起源于民间的街谈巷议，本作娱乐之用，长期被视为“雕虫小技”;二是古代小说创作满足了国人对于这种体裁的期待和需求，使得外国小说无缝插针，难以介入。甲午战争结束以降，外国小说因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受到国内广泛重视〕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极力宣传外国政治小说之益:“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由此可见，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政治小说对西方国家政治改革具有重要作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敏锐的文学触觉使他很快注意到政治小说之于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巨大影响，鉴于中国传统小说体系中政治小说的缺位，他通过《清译报》始将这种新颖的文学类型引入Q}}待自省自救的中国。从全世界翻译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尽管梁启超早于19世纪末就已发现并明确提出译入政治小说的必要性，但是此时政治小说这种文学类型已于日本出现整体衰落的迹象。由此来看，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远不及日本，更是严重落后于欧美国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速度惊人，这是其他国家难以领顽的。据日本学者蹲本照雄不完全统计，该时期刊出的翻译小说多达516部。   

除政治小说外，该时期最受中国读者青睐的莫过于侦探小说与科学小说，其译本数量相当可观。另外，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教育小说、理想小说等也均在该时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例如，法国作家小仲马的长篇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由林纤译入，它是中国近代翻译小说中第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林纤又与他人合作翻译了斯托夫人、华盛顿·欧文、笛福、司各特、狄更斯等欧美名家名著数十部。通过这些译著，中国读者有幸领略到西方小说独特的表现手法与艺术魅力。此外，以翻译法国历史小说闻名的伍光建、以翻译俄罗斯社会小说见长的吴祷、以翻译英国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与奚若、以翻译科学小说出道的徐念慈、以翻译教育小说受到追捧的包天笑等译才均为该阶段翻译小说的发展贡献卓著。    

除翻译小说外，该阶段翻译诗歌的发展势头依然向好，既有散见于翻译作品中的短诗或长诗片断，也有以独立篇章出现的诗歌翻译。例如，在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的译本中，严复翻译了原著中引用英国诗人蒲伯《人道篇》与丁尼生《尤利西斯》的片断，1902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也译有拜伦的《渣阿亚》的片断。在独立篇章方面，辜鸿铭曾于1905年采用意译方法译出了英国著名诗人威廉·柯伯创作的叙事长诗《痴汉骑马歌》，后由商务印书馆以《华英合璧:痴汉骑马歌》为名出版。辜鸿铭精通中国古代文学，而且熟稳西方文化，因此他以汉乐府五言古体的形式翻译这首诗歌时信手拈来，易如拾芥。对此，翻译家伍光建评价道:“辜氏用五古体译此诗，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布贩子的天真烂漫，特别是他那股痴呆味儿都译出了，读来十分亲切。n } 13}此外，马君武还于同年完整译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哀希腊》。在这部作品中，马君武采用古风歌行体，不但格律自由，而且句尾押韵，朗朗上口。然而，长期以来中国译界普遍认为该译文重达薄信，失之粗豪，但是作为《哀希腊》的第一个全译本，它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小觑。    

步入发展期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无论在类型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萌芽期无法企及的。一方面，这些文学译作不仅在短期内填补了中国翻译文学在题材与体裁上的空缺，而且突破了传统翻译文学的边界，拓宽了中国人的文学视野，更为其后翻译文学繁盛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该时期翻译文学的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如文学作品的选择主要着眼于文学的社会功能，而非文学本身，翻译方法上普遍采用“豪杰译”，随意增添或删减内容，中国化现象严重，缺陷翻译比比皆是，不少译本体例欠佳，著者或译者姓名不被标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