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前考上大学的农村大学生，户口必须进行“农转非”。到了毕业就业时，国家实行工作“包分配”。1995年起，国家不再对大学生实行毕业包分配。然而，就业“包分配”制度被取消，而与此相匹配的高校入学“农转非”制度却保存至2003年。直到2003年8月，公安部“三十项便民措施”的发布才使得高校放松对大学生的户口“农转非”。这部分农村籍大学生自愿迁入学校集体户口“农转非”后，等到他们毕业需要将户口迁回原籍时，其户口性质却只能是非农业户口，不可以再次“非转农”，也即意味着伴随着入学读书，其原来农业户口背后可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将不再享受。对于这部分学生而言，“农转非”并非表现为一种主动的城市化追求，反而使得农村大学生群体成为一种“被城市化”的产物。    

这种“农转非”的“被城市化”，给农村大学生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作为这项制度的“受害者”，很多农村大学生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的夹层，想要留在城市生活，就业成为难题，高房价成为最大的障碍，想留留不住;想要回到家乡，可是回去家乡的最主要资本—依附于农业户口背后的土地不在了，想回回不去。可以说，农村大学生因为读书而迁移户口进行“农转非”人群是这个制度最大的“受害者”。w说:"2009年，经过高中的刻苦学习，我考上云南的一所大学，在收到的通知书里，我看到了户籍转移证明，以为是都必须要把户口转出去，就办理了‘农转非’(唯一的选择)，新生报到时将户口迁移证交到学校保安处，就这样我的农业户口就被‘城市化’为学校的‘集体户口’，农业户口也转为非农业户口2013年毕业时，由于暂时没有在学校所在的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学校统一将我们的户口打回原籍，可是户口不能再转回农业户口了。)当时，我家人还去问，能否‘非转农’，派出所说没有相关政策，他们回复办理不了。”    

“回不了乡”与“进不了城”的社会事实，造成了“农转非”大学生“游离于城乡之间”。在问及W“你感觉自己是城市人吗，你在情感认同上更认可自己是城市人吗?”这一问题时，W回答说:“虽然毕业后一直留在城市工作，但是还是感觉自己很难融入这座城市，家人、朋友都不在这边，租住在城市边缘，周围的人都不认识，感觉自己始终是个外乡人，只不过来这里谋职，先工作几年，以后还是要想办法回家的。”“游离于城乡之间”，不仅体现在地域空间和户籍身份上，同时也体现在职业选择和情感认同上。即使“农转非”的大学生对农村存有深深的依恋，但是由于城市的就业需要，使他们必须要进行城市化流动。虽然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但现实的户籍壁垒无情地将他们拒之门外，过时的户籍制度成为他们在城就业的障碍。    

近些年，随着我们国家加强新农村建设，取消粮食税收，重视“三农”问题，不断改进和完善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等等，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农民的经济收入越来越高。而农村大学生想要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生活，则面临着高房价压力，为了一套房子少则要奋斗十几年，多则甚至到几十年。“推拉理论”认为，人口的迁移现象和迁移行为(包括迁出和迁入)的产生，是由于推力(迁出地)与拉力(迁入地)二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和高房价是促成农村大学生离开城市生活的推力，农村相关优惠政策成为吸引农村大学生回去的拉力。W说:“和我一起考上大学的我们班还有几个江苏省农村大学生，可能是他们父母知道农业户口的价值，他们的户口都没有转到学校，有几个一毕业就回家了，他们村每年的集体分红都很高，很羡慕他们很有远见啊，当时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农转非’了，可是现在回到家，连土地都没有了……”    

基于以上分析总结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依附于二元户籍“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制度之上的各类福利发生“逆转”，城市圈地运动等使得很多人看到农业户口背后潜在的巨大价值，尤其是看到城郊的农业户口不仅能享受到较多的经济和福利待遇，除去普遍性有的申请宅基地、征地补偿等待遇外，部分集体经济较好的新农村，还可享受到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等政策性福利待遇。农村户籍价值相对农村大学生而言持续升值，是促使农村大学生“非转农”的直接动因，而间接原因则是城市较高的生活压力和直升不降的高房价，迫使其不能不选择农村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