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本
自2003年至今,本团队开展“典型村域经济社会变迁研究”已达14年余。已往的研究实践中,我们一直坚持用“典型村域”样本来解读和研究中国村域经济社会变迁发展的整体状况。众所周知,典型调查是根据调查目的和要求,有意识的选取少数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进行调查研究。但很多作乡村研究和“三农”问题研究的团队或个人,不愿意认真对待甚或不了解“典型调查”样本选择的重要性,他们以为自己去调查了的村庄就是“典型村庄”,没去调查过的村庄大概都不“典型”。
典型村庄如何选择?费孝通先生说:“如果只调查了一个中国农村把所调查的结果就说是中国农民生活的全貌,那是以偏概全……如果说明这只是一个中国农村里的农民生活的叙述,那是实事求是的……”怎样从局部的观察看到或接近看到事物的全貌呢?费老说,“统计学上的方法是随机抽样……可是社会现象却没有这样简单。我认为在采取抽样方法来作定量分析之前,必须先走一步分别类型的定性分析”c2(P431}32)。分类和比较研究能够克服个案研究的不足。个案不能代表全貌,但要通过科学分类使样本尽可能接近全貌。因此,本团队一开始就将“典型村域”分为以下二类五个亚类(图1},然后在按照分区聚类的办法选取样本。
后来,随着实践发展,有些概念在学术界有了新名称,上述分类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本团队逐渐将“典型村落”研究对象界定为三类,即:第一,传统(古)村落,主要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选择样本;第二类,中共历史名村,分区、分历史时代选择样本(如下页表1)。第三类是改革发展中的特殊类型村。
(二)框架
1.村域经济社会变迁
“村域”是以行政村为边界的区域单元。行政村是自然村落(或村庄)组织化的结果。新中国的自然村落(或村庄)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乡政村治格局”等组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村落(或村庄)经济社会管理功能逐渐消失,失去了经济社会单元研究价值;相反,行政村权力越来越集中,边界越来越清晰。因此本团队主张用“村域”概念替代先前研究中的“村落”(或村庄)概念。或者只在行政村的意义上使用“村落(或村庄)”概念。
“村域经济社会变迁”包括“变迁”和“发展”两方面。
“村域变迁”指村域“五要素”和“三大经济主体”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和转移。村域“五要素”;(1)生产力—土地和其他资源,生产工具、畜役力和机械,农业科技与服务;(2)生产关系—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关系,生产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关系;(3)村域经济—村域总产值及结构,劳动力从业结构,村域集体经济,农户收人与生活质量(人均纯收人、恩格尔系数、预期寿命),专业合作社与农工商企业等新经济体;(4)村域政治—基层自治,农民诉求表达与权益保障;(5)村域社会、文化、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村域三大经济主体:集体经济、农户经济、新经济体(村内既不属于集体经济、又不属于农户经济的都归人新经济体,如专业合作社、农工商企业等)。
“村域发展”是村域变迁中经济主体壮大、经济增长,村域政治、社会和文化进步,资源环境向好的转化;反之则视为受挫或衰退。村域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农民的发展。
2.农民发展
农民发展是农民(个体/群体)的各种需求不断获取和得到满足的过程;农民发展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农民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或水平。农民发展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农民发展是农民的生存、发展权利不断获得、改善和满足的过程。观察点有:自由—人身自由(农民工或人口流动量)、迁徙自由(村域迁出、迁人户占总户比);安全—生命安全(预期寿命指标);财产安全(户均银行存款及人均住房面积变化);权益保护(纠纷调解、违规惩戒方式);机会—就业自由(非农就业的比例);能力—农户土地量;可灌溉面积比例、资本积累能力城农户总收人一生产支出一消费支出一负担(非生产和非消费支出)〕/总收人;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
(2)农民发展是经济增长带来农民物质生活的改善(这是UNDP《全球人类发展报告1990》的核心理念)。观察点为:村域GDP(人均);农民人均纯收人(黄金价格换算);村域(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3)农民发展是社会、政治发展带来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参与水平不断提高。观察点包括:政治参与度(村域公共事务决策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数);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三)方法
本团队开展典型村域经济社会变迁研究过程中,不断探索“经济人类学”和“经济社会史”(秦晖,1995 ) }3}}0-21>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社会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历史学的契约文书、碑雕等证史和口述历史收集、甄别方法等,引人到村域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研究之中。
村域经济社会变迁研究以历史阶段(或历史节点)为经,每一个历史阶段(或历史节点)的经济社会状况调查和研究,都按照前文所述的“村域五要素”“村域三大经济主体”“农民发展”所界定的框架内容展开。历史时限选择遵循以下原则:传统(古)村落经济社会变迁史的研究详今明古,主要资料数据尽可能上溯至村庄建立之初,重要资料数据必须上溯至清中后期或民国,1949年以来的资料数据力求详尽和系列化;中共历史名村研究分为中共早期(19211949)、农业集体化时代(19491978)、改革开放时期(19792021)三大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内的历史阶段划分遵循中共党史的分期;改革发展中的特殊类型村主要研究城中村、城郊村、乡村特色经济村,以及干旱、沙漠化、民族自治区、陆路边境地区的贫困村的当代变迁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研究传统(古)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共历史名村的变迁发展,还是研究当代特殊类型村庄的变迁发展,近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村庄变迁发展史的连续数据都难以获取,因此,选择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关键性年份(历史节点)的资料数据,就显得非常重要。比如,本团队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名村变迁史的实践中,选择1911年、1919年、1936年、1953年、1978年,2011年的经济社会状况,分别代表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民国时期较好发展阶段、新中国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时期、改革开放起点时期、辛亥革命100周年等历史节点的经济社会状况,再将个历史节点的状况串联成近现代中国典型村域经济社会变迁的整体线条和画卷。
按照上述研究方法,本团队的中国历史名村变迁研究涉猎了“浙江近代典型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系列项目(OSWZT005-1 }5,07WHZTOOIZ-1 }4) , "《千村故事》‘五个一’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千村故事”,浙江省委、省政府委托项目2015).,“农村改革与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转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7CJL037),"《村域集体经济:历史变迁与现实发展》”(国家社科基金应用经济学类重点项目l0AJY008),以及“中国近现代乡村建设思想史”和“中共历史名村研究”。在这项项目的支持下,产出了一批成果(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