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地理条件和国家主观条件这两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战略定位基础。不同历史时期日本政界和学界对于日本的“海洋国家”定位有着不同的阐述。    

1786年林子平编写的《海国兵谈》中首次使用了“海国”概念，明确了日本四面环海的地缘特性，这一地缘上的定位成为日本制定国家战略的基础。随后在1890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著作《外交政略论》中明确了日本海洋安全的战略目标。书中认为，外交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国家主权线及保护利益线，而海军扩张贝是达成上述目的的主要手段和基础。书中提到，“我认为实现国家的独立与自卫有两种方式:一是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是对利益线的防卫。主权线是指一国的疆土，而利益线是指在与邻国的接触过程中与主权线密切相关的区域。万国皆有主权线与利益线，其外交和军备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这两条线。维持利益线是维持国家主权线乃至国家独立的基础，我国利益线的焦点在于朝鲜。”随后，田中义一在执政时期，曾在施政方针演讲中明确提出，“对于我大日本帝国来说，中国问题极为重要。”“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这一论断将日本的利益线从朝鲜扩大到了中国，体现出了当时日本政府对于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认知。    

二战结束后，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巨大变革中，日本国内对于海洋国家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安全领域，而是试图将更为宽泛的海洋国家定位强化为国民的共同认知，利用国内的舆论基础维护本国的海上利益。1961年日本政府设立了内阁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海洋科学技术审议会”，主要审议关于海洋开发利用的技术问题和相关政策，该机构在1969年提出的第三号报告就率先提出了“海洋立国”和“海洋大国”的说法。”’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在1965年出版的著作《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中，率先明确了日本作为海洋国家的身份定位。书中指出，日本的国际政治定位既非东洋也非西洋，为脱离这种两难的困境，应学习英国的历史经验，摆脱东洋与西洋的两分法，作为海洋国家提出自身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于“海洋国家”这一定位始终持谨慎的立场，在公开的政府文件中并没有明确的“海洋国家”字样出现。只有时任首相吉田茂曾提出，“日本是海洋国家，这意味着必须通过海外贸易养活9 000万国民……海外贸易是增进日本国民利益的最便捷手段”。明确了在海洋国家这一战略定位基础上发展贸易的重要性，奠定了战后日本“贸易立国”的战略方向。    

进人21世纪以后，日本政府开始渲染海洋国家定位背后所伴随的军事色彩。2004年小泉内阁时期公布的《防卫计划大纲》中首次明确提出，“在探讨我国安保政策时必须认识到，我国的战略纵深较浅，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沿岸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国家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海上交通安全的保障。”’川同年出版的《防卫白皮书》中指出，“海上自卫队以广阔的海洋作为活动舞台，将海上交通视为防卫的重中之重。如果发生针对我国的侵略行为，那么敌人将经由海上进攻，因此海洋的防卫是我国的‘防卫第一线’( First Line of Defense ) o " 2013年第二次安倍内阁期间公布的《防卫计划大纲》中明确提出了日本是“海洋国家”这一结论:“我国拥有众多的岛屿和广泛的专属经济区，是海洋国家。由于资源与粮食的供给大多依靠与海外的贸易往来，因此基于法治和航行自由原则，维持‘开放与安定的海洋’秩序，确保海上交通安全，是维持我国和平与繁荣的基础。同样在2013年制定的新《海洋基本计划》中提出了新的海洋国家内涵，即“要从被海洋保护的国家向保护海洋的国家转变”。具体内涵包括维护海洋作为交通要道的安全与稳定、抵御海上自然灾害、保护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内的本国利益、维护国际海洋法的权威地位等。明确了海洋国家这一身份的定位对于日本发展防卫政策的意义。    

在上述海洋地缘特性和国家定位的基础上，引发了日本独特的战略需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脆弱的地理环境和海上地理优势激发了日本在战略目标中的“海洋大国志向”。作为国土面积狭小的岛国，对于海洋资源和海上航路的依赖极易引发强烈的危机意识，进而激发对于更广泛海域内制海权的争夺。与此同时，日本面对着太平洋这一广阔的海域，周边没有海峡、岛链等通航障碍，海上通道顺畅，同时控制着周边海域的宗谷、津轻和对马这三大海峡。宗谷海峡是连接日本海与鄂霍次克海的唯一通道，对俄罗斯海军进人太平洋有制约作用;津轻海峡是日本海通向太平洋的海上要道;对马海峡是日本进人中国黄海和东海的交通要道。对上述三个关键海峡的控制可以实现对内海沿岸国家的有效封锁，在争夺制海权中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地缘优势成为日本谋求海上霸权的有利前提。所谓的“海洋大国志向”，是指一国凭借自身的综合国力，在国际海洋事务中发挥影响力，维持大国地位的自觉意识，主要内容包括海洋权益辐射范围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两个方面。二战前的区域霸权国家、二战后的经济大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大国、21世纪初的海洋大国都是日本在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其共同点就是对国际体系中大国地位的追求。主要体现在扩大经济权益范围、提升政治地位、发展军事实力三个方面。    

其次，日本作为板块边缘地带国家，是海陆势力交流的通道，也是大国冲突的缓冲带，迫切需要在大国博弈的环境下维持本国的生存空间。日本位于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版块的交界地区，长期处于陆权势力与海权势力争夺区域制海权的夹缝中，其战略制定受到的随机性影响因素较多。区域内海权与陆权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和关系发展决定了该地区冲突的频度与烈度，边缘国家与区域大国的实力对比决定了自身是海陆势力之间进行交流的通道，或是代理战争的爆发地，又或是海陆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为了维护本国的生存空间，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日本在战略手段选择上倾向于与“强者结盟”。无论是明治维新后的日英同盟，还是二战时期试图向大陆扩张的德意日同盟，又或是二战后的日美同盟，以及进人21世纪后对日美同盟的不断强化，日本在欧亚大陆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不断碰撞过程中，一直试图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在陆权和海权的竞争中，通过与一方的联盟和对另一方的遏制实现自身的海洋权益最大化。    

最后，在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演变过程中，经济因素与战略制定的关系密不可分。经济利益是日本推行海洋扩张的动力，经济控制是日本实现海洋大国目标的主要手段。日本陆地自然资源n乏，国内市场狭小，需要通过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工业产品维持国内的经济运转，因此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性。日本占据着欧亚大陆通往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道，近代以来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不断提升着本国的经济地位。发展对外贸易的本质需求成为日本“通商国家”定位的基础，也是日本制定海洋安全战略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