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之“中国”内容，无疑只能在中国固有传统思想之中去寻找。如前所述，中国哲学是中国思想史近代百年思潮，是现代学科、学术、知识。中国哲学是“现代化了的”中国传统思想，而非中国传统思想本身。欲求传统中国思想之“中国”内容，无疑只能在史学学理上“没有问题”的“中国思想”“中国历史”(德里达)中去找寻。因此，解决中国哲学之“中国效度”问题，应采取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还原性诠释法”这一基于历史学向度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新方法，即致力于从学理上解决中国哲学、中国思想研究缺失“中国效度”问题。    

“还原性诠释法”(restoring interpretation)是一种纯粹历史学研究方法。该法旨在通过“还原”，展现中国思想之“中国”内容。所谓“还原”，主要是指舍弃一切哲学前见，回到历史现场和思想所赖以产生的生态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等)，以尊重传统的、持平的、同情了解的态度，全面还原中国传统思想固有的脉络、问题、方法及内容。“还原”本质是“述而不作”的“诠释”:以中国传统思想文献为根基，在厘清思想文献固有脉络、问题、方法、关系之后，让文献本身(而非解释者主观意愿、方法、前见等)“诠释”出思想原原本本的形式及内容。因此，“还原”本身即是“诠释”;“诠释”的过程，亦是“还原”的过程。    

“还原性诠释法”以叙事而非议论作为思想表述的主要方式。《太史公自序》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通》曰:“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还原性诠释之“叙事”，兼具两方面内容:其一，作为思想类诠释，要有作者的观点。文献非简单的堆砌，而是被组织起来，为说明观点服务;其二，还原性诠释不是为了某种既成观点找材料，恰恰相反，所有观点皆从文献中得出。作为历史类思想史研究方法，其观点的展开，不是以概念的、抽象的方式，而是将观点寓于叙事之中，深切阐明抽象理论具体的、历史的意义。    

“还原性诠释法”强调归根复命，在具体思想生态环境之有机整体(organic whole)中理解传统思想文本(text)。每一片树叶，只有置于其所在的枝条、树木、森林中，才是真实的、鲜活的。脱离思想具体的历史环境，主观任意、以偏概全的处理文本，正如摘取树叶，制成干枯标本，然后指称其为树木、为整个森林一样荒谬与有害。与“选出而叙述之”寻章摘句式处理传统文本模式相反，“还原性诠释法”特别强调以传统思想文本为主体，从文本全体深人理解其本旨，坚决反对不能通全书，悉旨趣，仅拾取一章一句而解说的“拾取之说’心;又特别强调通过知人论世、“横通”和“纵通”等方式深刻解读文本，从而使思想回到具体的思想生态环境，恢复并“更生”( rebirth)中国传统思想固有生命力。   

 归根方可复命，返本才能开新。中国哲学“创造性诠释”只有建立在中国传统思想主体文本和学术固有脉络之上，庶几才能保证其“中国效度”。以“还原性诠释”的视角看，中国传统学术成熟时期，经史子集类文献构成传统学术全部文本内容。而在中国传统学术脉络中，四部并非平行并列关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诚如《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中国传统目录学著作所述，四部之中，经学载天下之公理，垂型万世;史学功用，在于以经学为依据，观始末，正是非，定褒贬。经史之外立说，皆为子学。诸子之言，虽势同水火，但相灭相生、相反相成;子学不过是经学之“支与流裔”，然其明道立言之处，可与经史旁参。经史学借鉴子学之道，在于博收而慎取。于此可见，经学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思想文本之主体、学术思想之主干。欲求中国思想之中国内容，确立中国思想之主体地位，舍经学这一根本，难以自立，亦无以为继。    

然而，众所周知，当下中国哲学主流研究路径，恰恰是以子学而非经学为其主体内容的。此“子学路径”(philosophers line)之形成，自有其历史原因:一则，是由于中国哲学产生之日，适逢启蒙救亡时代问题并存之时。先进分子以为不破不立，为了引人西方思想，非先批倒经学这一中国传统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不可;再则，西方哲学皆以哲学家及其问题为主体内容，比照西哲模式，“选出而叙述之”方法建立以子学为主体内容之“中国哲学”，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国哲学研究之“子学路径”，无疑背离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之主体、根本。中国哲学之所以缺失“中国效度”，丧失其主体地位，由此百年不变之“子学路径”所致。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本之主体，经学文献实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是中国传统思想真髓、精魂之所在。大道甚夷。未来中国哲学创新，首应“返本”“回家”，回到“经学路径”(classics line)上来，将其“创造性诠释”建立在以经学为主体内容之坚实思想文献基础之上，才有希望“唤醒’“更生”中国传统思想之精髓，真正开创出中国哲学之未来。冯友兰遗言:“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之作，汤一介“创建中国解释学”之论，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成中英之“本体诠释学” ( ont一hermeneutics)及其《易学本体论》，刘笑敢“定向诠释学”，潘德荣提出“经典诠释学”(the classic hermeneutics)，黄俊杰的孟子经典诠释学及其主编《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深人讨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洪汉鼎主编《中国诠释学》辑刊涉及经典经学诠释内容，以及景海峰主编论文集《经典、经学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杨乃乔主编论文集《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等等，皆事实上预言并开启了未来中国哲学之经学方向。适应时代要求，今后中国哲学研究者当立足于经学文本主体，从“子学路径”转向“经学路径”，致力于“创造性诠释”中国传统经学，建构起真正具有主体地位、中国内容之新中国哲学，从而最终实现“中国固有传统思想现代化”这一中国哲学学科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