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所谓的“丝绸之路”主要有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及西南茶马古道。其中，“草原丝绸之路”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早在公儿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撰述的《历史》中，已有对这条欧亚草原通路的方位、经过的地区以及贸易活动的简要记载。据中外学者一的考证，希罗多德笔下的这条联通欧亚的草原通道，西从多瑙河，东到巴尔喀什湖，中间经过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鸟拉尔河或鸟拉尔山，再往东与蒙古草原相通。但是，由十近五百年来此道渐趋冷落，加上历史遗存分散，故学界关注得不够，研究也相对较弱，尤其是对其发展兴盛的过程，各历史时期之具体路线等问题上，迄今尚存一些含混和疏略之处。本文拟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主要依据中西交通史料、现当代考古发现，结合历代史传等文献，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延伸过程作历时一性的缕述。    

早在旧石器时代，今蒙古草原就有与中亚、中原文化交流的迹象。如上个世纪苏联考古队在蒙古国东部达里冈发现的阿舍利型手斧，表明旧石器时代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古代部落已经“同中亚、南亚、西伯利亚等遥远地区的部落建立了少’一泛的联系”，而且，因为“蒙古旧石器时代资料同哈哲肯特洞穴(塔什干附近)资料相似”，所以，“早在那个时代，蒙古便是各民族间通行道路和文化接触的一个远古交汇点，使中亚、西伯利亚、满洲、中国和印度互相联系。   

公儿前6000年，西亚进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公[}前3000年代末，西亚开始流行青铜器。[4 ] (P. 167)近来考古研究表明，中国早期的铜器出现较晚川司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例如偏处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早期铜器的发展便远盛十中原地区，可能是首先接触到铜器的使用，并影响及龙山文化。; fs]而新疆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则显示出这一地区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密切，而当时生活在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其中应有传播之功。f}]上世纪60年代后，苏联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商代的兽型纹饰物，当起源十北欧亚草原;殷墟的青铜器，则应该源十鸟拉尔南部地区的塞伊玛类型青铜器，其文化传播的途径无疑也是欧亚草原通道。[7]中国学者一近来也认为，‘至迟在公儿前2千年，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 fs]    到接下来的周朝，中国人也曾利用过草原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史学者一余太山就认为，《穆天子传》所云之昆仑山，应指今阿尔泰山;所述周穆王西征的行程，其现实背景当为至迟在公儿前七世纪末即已存在的横亘十欧亚草原的东西交通要道:穆天子先“自山西南部，折而向西，经雁门山，到达河套西北部阴山山脉”，后又“自今阿尔泰山J、端，北行至科布多河流域，复西向到达斋桑泊”，然后“穆天子在斋桑泊附近和西王母会晤后循阿尔泰山南麓东归“自伊吾河流域经河套，回归洛阳。”因此《穆天子传》中有关穆天子西征行程的详细记载，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关十草原丝绸之路的文献。   

公儿前五六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传至遥远的希腊，便是通过欧亚间草原民族辗转传递实现的。Do] 20世纪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苏联考古发现的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墓地六号家墓中出土的中国中原的山字文残铜镜等物，至晚属十公儿前4世纪，甚至有学者一推断它们当不晚十公儿前5世纪，即战国前期物。同墓还出土了中国的丝织品刺绣，其中一件绣着精美的风凰图案，都可证明当时该地已与中国中原地区往来密切了。另外，此地当时也与西方的黑海北岸的希腊化殖民地有所联系，因为一至五号墓中的皮革、毛毡、木雕等装饰纹样的植物花草纹，是从黑海北岸经草原之路传入的。  

从战国中期至汉初，“草原丝绸之路”一直畅通。战国时赵武灵王修筑的赵长城，秦始皇命蒙J活修筑的秦长城，以及汉初徐自为新筑的长城，都扼守着阴山大道—漠北匈奴与中原汉族的交通孔道。秦始皇修建的从陕西云阳到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中期以来，在内蒙古大青山长城沿线，发现多处汉古城遗址，发掘出陶器残片、铜簇及西汉的“五铣钱”等物，应是当时北方多民族错居杂处的证据。而当时的“草原丝绸之路”正是沿着这条徐自为所筑长城的走向而通往中亚的。  

两汉时组‘绿洲丝绸之路”的兴起，加上匈奴雄霸北方草原，中原文化较少再直接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交流，多为绕道进行。由十当时游牧在伊犁、伊塞克湖一带的是与汉结盟、与匈奴不和的鸟孙族，匈奴人要与汉帝国进行丝绸贸易，就只能走漠北单十庭，西沿杭爱山，经科布多盆地，穿过阿尔泰山，沿鸟伦古河，向西南至塔城，再直趋塔拉斯及河中地区。上世纪在阿尔泰地区发掘的墓葬中的丝织物，正是当时丝绸贸易在这条草原通道上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