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述的两种历史脉络中，南进思想的影响力不断地增强，在1930年代南进论著作的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而将南进思想演化成国家政策的主要推动力量当属日本海军。1936年4月，代表海军战略的《国策要纲》中强调，“确保帝国在大陆的地位的同时，以南方发展作为根本方针’心司。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文件《国策之基准》吸收了海军的建议，强调“在东亚大陆确保帝国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正式将逐步发展于民间的南进思想正式定义为国家政策。问题在于，日本海军是出于何种判断，为何要在此时打破现状将南进演变为国家政策?这里需要对1930年代日本海军的国际认识做一观察。    

涉及1930年代之前，需考虑1920年代日本的国际处境。1920年代，日本与欧美列强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变化，日本海军还受到了极大“感情伤害”。具体而言，1920年代，英美迫使日本接受《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中10(美):10(英):6(日)的军舰比例，强行限制了日本海军的军事力量，这引发了日本海军乃至日本舆论对英美的不满。再加上美国《排日移民法案》的影响，日本社会中不满的声音更加高涨。最为重要的当属1921年12月13日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的《英美日法四国公约》，废弃了持续约20年之久的英日同盟。作为东亚后发国家的日本，英日同盟是其在形式上携手欧美列强的象征，日本也因此获得了与列强“平等相处”的地位。然而，英日同盟的终结，给日本社会带来了长期性的情感冲击，特别是对于一直以来从人才、技术、思想等多方面受惠于英国海军的日本海军而言。当时在会议现场采访的《时事新报》记者伊藤正德非常落寞地描述了当天的场景，他如此写道，“实在是一个寂寞的葬礼。象征着东洋和平的常青树一旦从根部腐朽，一阵弱风之下便毫无抵抗地倒下了^{lunwenbox.com}。相反，英国却在英日同盟终结的当年开始着手强化其远东的重要军港—新加坡，从日本看来这种行为无疑是背信弃义。直至1930年代，这种负面的对英认识一直占据着日本社会舆论的主流，日本人普遍认为英日同盟的终结完全是因为英美两国联手展开的秘密外交，目的无非是为了颠覆日本在东亚的统治地位。但事实上，英日同盟终结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在中国大陆的侵略性行动—特别是对华21条的提出，使英美认识到英日同盟似乎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扩张的护身符山:。  

  进人1930年代，日本与英美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1930年4月22日，《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在英美的主导下，再次否决了日本提出的—10(美):10(英):7(日)军舰比例要求，日本海军军令部因此对英美的高压姿态彻底反感。日本认为自身的要求没有得到实现，于1936年1月15日正式宣布退出第二次伦敦海军军缩会议。同年12月，《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以及第一次《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到期失效，至此，历来被人们称作“海军假日”(Na-val Holiday)的时代划上句号。从1936年末开始，英、美、日各国都将不受任何海军军缩条约束缚，国际局势急转直下，海军军备竞赛的时代就此开始。  

  日本海军如何认识国际局势的变化?早在1933年，日本海军高层已经非常警惕地考虑了1936年的事态。日本海军省军事普及部第一课长关根郡平在1933年11月面向日本社会出版《皇国的危机为1936年准备吧》一书，他在书中渲染道，“火药已经填充，唯待点火而已，欧美高涨的反日货运动是为其一。故意在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两年后，举行军缩会议是为其二。英美两国已开始着手大规模造舰计划是为其三。中国将于近两年完成大规模空军扩军是为其四。苏联在远东地区增加海陆军是为其五。非常时期已经到来，1935-1936年，日本将遭遇从未有过的挑战”，并警告日本社会，‘旧本的对外关系实际上已困难重重，将现状视为和平者，只能是掩耳盗铃”，“无论是大陆方面的威胁，还是海洋方面的威胁，都已非常明了，这不仅会阻碍我方国策之实施，事实上还将危及帝国之存亡”脚〕。关根的悲观看法并不是个例，时任日本海军大臣的大角岑生、陆军大将渡边锭太郎、海军大将加藤宽治、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末次信正、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里作太郎等重要人物为关根的这本著作作序。例如，大角岑生在序中写道，“自前年以来，帝国经历了满洲、上海事变，满洲国独立，退出国际联盟等大事件，与此非常时期我国将如何善处，将是大和民族发展史上值得特写之事。考虑到1935-1936年之国防危机，不可安逸于小成^{lunwenbox.com}。

   1934年，海军高层干部联合出版的《非常时国民全集海军篇》同样也围绕1936年危机的话题展开。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末次信正这样写道，“一战之前存在的英日同盟，为日本推行对外政策带来莫大好处，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今日，时局已变”，“《伦敦条约》原本就是短期条约，期限一过，天下大势则为之一变。日中、日俄关系，以及美日、英日关系等都将产生变化。日本的国防危机与日俱增”，“与我国一样，列强也预计到1935一1936年危机的到来。所有国家都预想了冲突的可能性。只要不解决根本性原因，冲突将不可避免”。海军军令部、军事普及部第二课长武富邦茂则在书中强调了南洋的重要性。武富认为，“对我国而言，南洋群岛是正面海洋的生命线”，“我国与满洲的经济合作成功后，将之扩大至中国乃至南洋，形成日、满、中、南洋经济自给圈”，“为了维持这天下无敌的经济自给圈，日本陆海军将起到重要作用。其中，帝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至为关键’。

除海军高层之外，海军的基层人员亦抱有相似的认识。例如，时任海军第二舰队参谋的石川信吾在第二舰队司令米内光政(后任海军大臣)的推荐之下，于1936年1月至8月考察了华南、南洋以及欧洲，并向海军中央提交了视察报告。石川的观察认为，1936年是横跨在日本面前的一座高山，日本处于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状态。东起荷属印尼、菲律宾，西至法属印度支那、泰国、华南一线，以英国军港新加坡作为中心，对日本形成扇形式的“l1BCD包围网”(美国、英国、中国、荷兰)，美国也与此包围网气脉相通。日本在1936年这个分水岭采取的政策，将关系到日本的民族存亡  

 考虑到以上书籍并不是海军内部文件，而是对外公开出版，因此当然有故意言过其词进行宣传之意，但是可以从中一窥海军抱有的危机意识。其中，南洋的进退问题可谓焦点。特别是在1935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国际联盟所授予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委任统治权将失去法律效力。将该群岛定义为海上生命线的日本海军，当然不会轻易放手。这就是日本海军在1936年努力推动南进政策的外部原因。

综上所述，南进思想的起源深受脱亚人欧论的影响，但由于针对的对象不同，南进思想显现出更为激进的帝国主义倾向，这是南进思想的一种历史脉络。另一方面，虽然南进思想与亚洲主义思想渊源甚远，但近代日本与南洋地区之间逐步形成的人员、物品、资金、思想流通的网络所带来的利害关系却影响着南进思想的轨迹，这是南进的另一种历史脉络。两种历史脉络的演进之下，南进思想在1930年代趋于兴盛。1930年代，日本所处的国际局势急转直下，特别是进人无条约时代的日本海军对时局抱有强烈的危机感。海军认为国防危机主要来自海上，而不是北方大陆，因此希望加强海军实力面对1936年开始的海军军备竞赛。在此种危机认识之下，历时悠久散落于民间的南进思想被日本海军正式作为国家政策所提出。（本文由中国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http://www.lunwenbox.com 咨询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