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领写哲学”    

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贞观之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唐太宗的名言。唐太宗颇具创造性的领导艺术与领导智慧为历代统治者和有识之士所推崇，对当下的领导干部亦有启迪借鉴之处。群策群力理性用权    

后人评论李世民常常用“文治武功天下第一”来形容，其实说的就是李世民创业成功后，能抛开创业者依靠人治、独断守业的法宝，靠法制、分权治理国家。    

唐太宗很懂得群策群力的力量，所以他能够理性运用权力。唐太宗掌权之初就有这样的举措，要求官员对国家问题献计献策。这样比较容易使官员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这种集思广益的做法是理性行政的一部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纳谏。以魏微为代表的大臣，纳谏方式经常直截了当，让皇帝难为情。但基本凡是正确的，唐太宗最后都接受了。很多人都认为，做到皇帝的地位，很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但唐太宗确实克服了这个问题。    

唐太宗之所以那么理性、很少感情用事，是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历史演变到唐朝，经历了很多大风大浪，有盛世，也有乱世，有过民族大融合，也有过大分裂。唐太宗能够理性地面对历史，从中得到治国的启发和智慧:帝王掌握很大权力，在使用过程中难免带有个人好恶，带有任性的方面，处理问题容易感情用事，因此，权力悲剧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时有发生。唐太宗在贞观之治中则是与以往帝王不太一样的形象。他在运用最高权力时比较理性。在古代帝王中，像他这样理性运用最高国家权力的，应该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他在位时期取得的成就。如果他不是这样，那么贞观时代的政治应该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在我们所说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个道理在唐太宗时代就已有所认识。唐太宗认为，大臣们担当各个职务，都应该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尤其是不同意见一定要提出来。现在的领导干部亦当如此，当单位还处于初创发展期，各方面还不是十分稳固时，领导者通常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能听进单位各级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因为谦虚能集众人之智，群策群力比较容易发挥功效。一旦各种言论渠道得以畅通，领导者就比较容易作出正确判断。“三才”管理统领全局    

唐太宗很善于“选才、用才、驭才”，从而让人才为己所用，发挥最大效能。    

一是选才。对人才的重视、尊重和培养是唐太宗成功兴国的首要策略。他提出了“治天下以人为本”的思想，并把招揽人才、选贤用能看作治国第一要务。因此，唐太宗文有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等“秦王府十八学士”，武有程知节、秦琼、尉迟敬德等一干猛将。他采用内选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任人唯贤，不限出身门第、“任官唯贤才”的选才原则，充分体现出求贤若渴的谦逊品格、不记前嫌的宽广胸怀以及决断执着的领导气魄。    唐代诗人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才，而在于是否有发现人才的“伯乐”。领导者用人，关键在于看得准、用得对。这样，人才就会立刻“出现”在你面前，否则即使人才就站在你面前，你也未必能看得见。    

二是用才。在用人上，唐太宗主张人尽其才、量才录用。他说:“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他还说:“人之行能，不能兼备，联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进一步阐述了“用人所长”、使人才“各得其所”的思想。    

当下也是如此，领导者只有相信下属，用人不疑，才能与下属建立起密切关系，上下一心，做好事情。每一个下属，都渴望获得领导者的信任。如果领导者高度信任下属，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胆工作，那么，下属就会受到激励，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积极肯干，变革创新，表现出极大的工作热情。    

三是驭才。唐太宗能够做到驭才有道，恩威并施。他待臣以礼，施以厚恩，惜才如命，用人不疑，注意收揽人心，同时不忘恩威并施，从制度渠道上对臣下权力进行制约，加强监察，时刻注意保持领导团队的廉洁高效。    

唐太宗出征高丽期间，房玄龄受命在朝辅政，有人离开长安到他面前密告房玄龄谋乱，唐太宗对告密者“立杀之”。无独有偶，魏微任秘书监期间，有人因他曾效力于太子李建成而告其谋反，太宗“竟不问微，谨斩所告者”。自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唐太宗驭才之道，彰显出一代君王应有的人文关怀，换来的自然是臣子的竭尽效忠。这就说明，领导者驾驭“人才”的关键在于恩威并施，战略驭才，使人才自愿效力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