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视域”的内涵   

中国哲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视域”(Horizon)一词，在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y Gadamer,1900-2002)那里有明晰的定义。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这一定义表达得凝练直白，但如果细加体味，至少可以得出三点认识:第一，视域形成的关键在于“立足点”的选定。苏轼《题西林壁》中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个恰当的说明，正是因为“立足点”的不同，才形成了不同的看视区域。就学术研究来讲，研究视域的立足点即是研究视角。从宏观层面看，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去把握世界，会形成不同的问题意识，如以哲学视角和以政治学、社会学的视角开展相关研究，自然会形成迥然相异的学术问题、话语系统、研究方法等;从微观层面看，针对同一个具体问题，分别选取不同的视角展开研究，则会有力推进学术研究在广度、深度两个方面的开拓，使该问题研究迅速成为学术热点和焦点。第二，每个视域都有局限性。伽达默尔讲，视域在本质上属于“处境”概念，处境则“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不同立足点的选定，决定了不同的看视范围，特定研究视角形成特定的视域，从不同侧面去分析阐释学术问题，这本身即同时暴露了各研究视角的“有限规定性”以及视域的“狭窄”。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每个研究者无一例外地受到所在处境和研究视域的局限。也正因此，第三，不同视域是可融合、贯通的。基于不同立足点，我们可以通过各自的看视范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我们也可以将各自的研究视域融会贯通，最终达到对问题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因此不同研究视域的区分是相对的，彼此之间不是截然对立、非此即彼，而是互为补充、对话融合的关系。   

二、视域的多元   

自近代至今，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已走过百余年曲折的发展历程。进入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呈现出视域多元、令人振奋的景象，中国哲学越来越成为世界哲学百花园中葆含生机、特色鲜明的一株哲学之花。   

(一)诊释学视域   

伽达默尔的哲学诊释学无疑对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对文本解释的开放性与创造性给中国学者以非常大的启发。在解释者与文本的关系上，哲学诊释学突出强调解释者的主体性，这与传统主义截然不同。在传统解释学那里，意义是文本客观固有的，解释者的任务只是投入作者的处境去理解和把握文本中的意义，在此过程中读者的个人见解、思想认识则会被视为“偏见”予以清除。而在哲学诊释学那里，“真实的情形”是文本的意义只有当与人的理解相结合时才得以呈现，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是历史与当代、作者与读者“视界融合”的过程，而且这一视界融合的过程是连续进行着的，这就决定了对文本的解释不是静止的而是持续变化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以哲学诊释学视域观照中国哲学研究所产生的更多是方法论的启发。台湾学者傅伟勋  (1933-1996以伽达默尔开放性的诊释为理论基础提出了“五谓”层次为核心的“创造的诊释学”: “实谓”，即文本实际说了什么。 “意谓”，即文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蕴谓”，即文本的可能蕴涵是什么。 “当谓”，即文本应当说出什么。 “必谓”，即诊释者必须以时代语言说出文本以及其他诊释者未能说出的话，从而达到“创造的诊释”。从“五谓”的层次看，“实谓”、“意谓”、“蕴谓”是诊释文本的表层意义，从“当谓”始，诊释变得深入，直至“必谓”实现了诊释者的理论创造。“因此，所谓‘创造的诊释’，不仅指要诊释原思想家，而且指必须超越原思想家。”傅伟勋将其“创造的诊释学”定位为一般的方法论，“五谓”层次的精密细分正是他为实现中国哲学研究创新而进行的一种高度适用性的方法论尝试。无独有偶，另一位台湾学者林安梧也总结出了诊释学方法的五个层级:  “言”，指语句的记忆。 “构”，指结构的把握。 “象”，指想象的发挥。 “意”，指心灵的意向。“道”，指总体的根源。关于如何实现理解的“向上提升”，林安梧写道:“要能够穿过语句的遮蔽，进入结构性的把握;穿过结构的藩篱，进到一种图像的相遇;穿过图像本身的遮蔽(它也有另外的遮蔽)，进到心灵意象的体会;再由这里回到道的契悟，一层一层地向上。”  

陈来先生将哲学诊释学适用于继承哲学遗产和文化的实践。他把诊释学分为文本探究的诊释学和文本应用的诊释学，前者以研究文本的原始意义为根本任务，而后者旨在把经典文献中已知的意义应用于解决现实具体问题。今天我们主张的文化继承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文本应用型的诊释学。陈来认为经典作品中的一般意义与具体意义的区别是诊释学的基本问题，文本中最重要的是一般意义，而作者意图则属于具体意义，随着文化历史的变迁，作者的原意已经不重要了，哲学诊释学应更为重视对文本中一般意义的理解。哲学诊释学又特别重视“创造”的观念，强调理解不是复制和还原，而是就文本的普遍意义发生创造性的行为和创造性的诊释。“所以，用哲学诊释学的眼光来看文化继承问题，不仅必然强调传承物的普遍意义，还必定强调‘创造性地继承’。”据此，陈来主张继承哲学遗产和文化的关键应由以前的“批判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   

程志华先生区分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外在诊释和内在诊释两种理路。“所谓诊释理路是指哲学史研究的切入点和诊释维度。”中国哲学史的外在诊释理路认定时代背景是影响哲学概念、义理的决定因素，因此它侧重探讨哲学思想与时代背景间的互动关系。外在诊释理路虽使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得以彰显，但哲学思想本身的超越性内容遭到了严重遮蔽，因此程志华称之为“社会学的理路”，而非纯哲学的理路。与这种以存在论本质的外在诊释不同，内在诊释走的是以本质论本质的路子，它不去涉及社会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而专注于哲学概念、义理的理解与诊释，去展示哲学理路自身自我维护、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由这两种诊释理路的比较，程志华得出结论，外在诊释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是一种“错”，而内在诊释才是一种“匹配”的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