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现代视域    

“后现代”与“现代”、“前现代”同处一个语境，就哲学的发展过程而言，这三个词汇标识了西方哲学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哲学界经常使用的词汇，它拒斥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以现代哲学存在的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对现代哲学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难以在理论上给予精准定义的概念，这也恰恰体现出了其反本质主义的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属于‘问题哲学’，没有统一的思维范式和理论框架。”正当中国哲学努力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又与后现代主义不期而遇，从而形成中西哲学在新时期的又一次对话。    

程志华先生研究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儒学的相似契合之处。着眼于对近现代哲学的批判，他首先总结出了后现代主义的五个特征:(1)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客二分，倡导主客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2)反对本质主义普遍化、整体化和统一化的路向，转而去把握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3)反对任何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基础主义，为颠覆形而上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反对理性主义所导致的工具理性，呼唤以非理性因素取而代之。反对宏大叙事、权威话语的体系化哲学，提倡一种小型叙事、作者与读者“主体间性”的非体系化哲学，以使哲学体系由封闭走向开放「列。与此对照，程志华指出中国传统儒学某些方面与后现代主义有相似之处，如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与后现代主义的和谐观不谋而合;如内圣外王的道德本位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世俗社会，主张建立一个伦理性社会的目标相契合;再如中国哲学历来重直觉、体悟，追求内在超越，似又与后现代主义反理性主义的姿态相吻合。程志华提醒传统儒学并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相反应清醒地看到在相似的表象背后，中西哲学存在的差异与差距。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不同，中国儒学在很多方面还面临着现代化的时代课题。虽然儒学提倡和谐理念，但那是主客观混沌不分的朴素状态;虽然儒学追求的是一个伦理化的社会，但那是家国同构的落后理念，离民主与法制的现代文明还有很远的距离;虽然儒学重直觉体悟，但实际上又把道德、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在本质上不是反理性主义，反而与理性主义的志趣异曲同工。基于此，程志华得出结论，儒学与后现代主义的亲和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初等的”。在新的世纪，儒学的发展一方面要注重阐释弘扬自身具有普适价值的义理，另一方面则要借鉴后现代主义提供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审视和反思现代性困境与危机，面向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寻求自己的创造和发展。    

李振纲先生提出了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大生命视域”，去激活《老子》《庄子》《周易》等文本中潜在的后现代主义意识。李振纲把自己的哲学研究之路称为“意义的追寻”，尤其对中国古代哲学有着与众不同的深刻感悟。他把中国哲学理解为“关爱生命的智慧”:“‘哲学’就是引领人类用自己的‘心’(小生命)感悟、咏颂、担当‘天地之心’(宇宙大生命)的安顿生命的智慧，借此超越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回归至善至美的本真世界。”大生命视域的提出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即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理论缺失，主客二分对象性思维方式的局限，工具主义对自然生命价值的遮蔽，科学、人文、宗教的对峙，现代生存忧患意识及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兴起。”正是基于对传统哲学的反思，以后现代主义哲学去思考现实世界中的人与自然(生态)、人与社会(世态)、人与自身(心态)等基本问题，李振纲提出了天地人和谐共生的“大生命视域”。该视域强调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生存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存在于我们之中，宇宙“大生命”与天地万物及人类“小生命”是息息相关、体戚与共的。中国传统哲学体认此种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命之源，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仁”，《易》“谓之天地之大德”。李振纲以大生命视域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总体范式，是通过具有时代主体性的文本诊释，充分展现其精神世界和心灵境界，揭示其“前现代”思想在现代大生命视域下实现“后现代”意义转生的可能性。      

(三)中西比较视域    

中国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中西关系之争便始终是贯穿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从“战云弥漫，短兵相接”的科玄论战，到冯友兰以逻辑分析方法写作中国哲学史，再到新时期持续增温的传统文化热，中西关系问题都是必须面对，难以绕开的。当前我国正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中西关系问题进行了新的回应。    

李承贵先生基于科学认知范式评价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性，并同时指出了中国哲学特性对科学方法的设限。以科学认知范式为“立足点”，可得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四个特点:（1）与西方哲学向外求索，探求自然界的奥秘与规律不同，中国哲学反身向内，以“穷性至命”为研究内容。（2）在主客关系上，中国哲学的态度不是主客二分，而是主客合一，那么科学的确定性和科学的力量就不是中国哲学思考的重点。(3)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模糊、笼统、综合，而非科学认知范式的清晰、明确、分析。(4)在议论风格上，中国哲学欠缺科学所要求的实验、实证，而陷于“玄谈臆想”。尽管如此，李承贵并不认为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是“无所不能，所向披靡”的。中国传统哲学自身非物质化、非数量化、非心理化、非定义化、非知识化的特质与科学方法的基本精神并不相契。科学以“物”为研究对象，以知识积累为特征，而中国哲学以“心”为根抵，以心性修养为特征「上习。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特性对科学方法的应用构成了设限，即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要有范围和程度的边界，当科学方法被自觉应用于相契的研究对象时，能够实现“价值增宏”，相反如果任性地超越边界的限制，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非科学问题，则可能造成对中国哲学的伤害。    

为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凸显自身价值，更好地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周炽成先生主张中国哲学研究应尽快摆脱以西释中的案臼，转而走出一条以中评西的路子。在过去的20世纪，以西释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最典型、最正宗的方法。必须承认以西释中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使其无论是在哲学体系上还是在具体思想上都令人耳目一新。但以西释中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即中国哲学研究打上了明显的西方化烙印，而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色便难免隐而不显。“在以西释中模式下，西方哲学是标准，是尺度。以此标准、尺度来衡量，越接近它的中国内容就越像哲学或者真正的哲学;离它越远的中国内容就越不像哲学或真正的哲学。”因此，在经历了百年的“以西释中”之后，面对现在的中国崛起，中国哲学研究应挺立“主体性”，由以西释中转向以中评西，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方可凸显，吸引力方可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