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以后，正统问题便成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一个永恒话题。饶宗颐先生所指出的，传统中国正统论的理论依据，一为邹衍的五德运转说;一为《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秦汉一统以后，此二种思想逐渐合流，尔后凡政权兴起，皆依据五行更替，并务定天下十一尊。宋金以后，沿袭千余年的五运说最终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趋十消亡，第一次将王朝的更迭由“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变成了“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问题，这是宋代史学观念的一个重大进步。历代王朝在取得政权之初，必定要诉诸正统，以寻求合法的统治地位。但对十王朝的正统性而言，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总结出历代正统之辨的六项标准，其中之一是“以中国种族为正，其余为伪也”。清朝初年在论证自己的正统地位时，在“如何始可以承统”的问题上，强调顺天应人，代明讨贼，是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操作过程，从而最终使汉人认同清朝“得国之正”，也就是权力来源的正当性，这是王朝正统的基础。然而作为夷狄政权，如何克服历史上长期的华夷之辨，论证自身的承统之正，则是一个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和日益成熟而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雍正在状义觉迷录》曾论及“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一也”，来建构满洲统治的正当性。虽然雍正时期对华夷之辨的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从理念上转变了汉人的华夷观念，然而在作为儒家道统理念表达的重要形式—修史观念上，长期以来存在的修史体例中“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严重华夷之辨还没有得到修正。随着清朝帝王掌握了道统的话语权，乾隆时期开始辩论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正统问题，进而延伸至清朝满族统治的正统性。      

一、宋明关于夷狄政权        

正统性的主流观点    

历代王朝基十修史需要，往往有大量的关十某个王朝或政权是否正统的讨论，以便十历史记事。从宋儿明到清，正统论的撰作不绝如缕。儿明以来大抵遵循欧阳修、朱熹正统论及其道统的观点加以发挥或修正。欧阳修认为，正统乃“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即是帝王统治天下的理由与资格“正者一，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一，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这是衡量正统的标准。正统之国有两类:第一，“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十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第二，“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十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晋、隋是也。”因此支持北魏由十居十中原并且“汉化”而为正统王朝。      

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司马光在修纂《资治通鉴》时指出:“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一也。”但历史必须记述“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一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徐皆为潜伪哉!”司马光虽然强调搁置正统问题，但他仍然倾向十以统一天下的王朝作为中国之代表，如此司马光已经抛弃了夷狄因素。    

朱熹早期《资治通鉴纲目》帝蜀贬魏，正统标准偏重“正”的道德价值判断，这种影射南宋偏安的困境，暗示南宋仍为正统。而晚年却认为:“自三代以下，如汉、唐亦未纯乎正统，乃变中之正者一。如秦、西晋、隋，则统而不正者一。如蜀、东晋，则正而不统者一。口:何必惩地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勤，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宋代士大夫的这些正统理论基本为后代所继承。    

在汉族士大夫眼中夷族统治的儿朝，在正统问题上，儿儒不但把握了宋以来道统的概念，并与治道结合，加强尊宋为正统的论据。杨维祯在其著名的《正统辨》里，即说明此一概念:    “道统者一，治统之所在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没，几不得其传百有余年，而孟子传焉。孟子没，又几不得其传千有余年，而镰、洛、周、程诸子传焉。及乎中立杨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杨氏之传，为豫章罗氏，延平李氏，及十新安朱子。朱子没，而其传及十我朝许文正公。此历代道统之源委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十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    

杨维祯不满意儿朝编修辽、金、宋三史各自为书，撰《正统辨》，认为儿之大一统在平宋之后，故儿统仍当承宋，又以“道统”立论，以为道统为治统所系，不在辽金而在宋，主张纂修宋史而附以辽金。杨维祯这一论述已经承认在夷狄政权基础上建立的统一王朝儿朝为正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