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厂的骨干工人，很多都是1958年以前来到厂里的，还有不少职工参与了白银厂的筹建工作，所以，很多职工将白银厂看作是自己多年奋斗的劳动结晶，对企业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当白银厂在内外因作用下，开始出现生产经营困难、领导官僚主义作风、机器设备损坏严重、乱搞协作等现象时，很多老工人痛心疾首。因为很多问题提出后迟迟没有解决，领导不重视老工人的意见，甚至还对一些提意见的人打击报复。所以，一些老职工就开始越级反映，最为典型的就是1963年5月一位老工人写给甘肃省委的信。在1963年召开的白银厂老工人、技术人员代表大会上，老工人的不满情绪非常强烈^{lunwenbox.com}。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白银厂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型社会，职工同企业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依附关系。职工无法通过市场自由交换来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料，很大程度上还是得依靠企业的统一分配。企业不仅要为职工提供工资，还要承担起职工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一系列的生活问题，这就使得很多职工在脱离白银厂以后根本无法生活。因此，几乎所有的职工都将企业看作是自己的身家性命，对于企业内部的运行和分配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一旦企业运行出现问题和分配缺少公平，就会极大地激起职工的不满情绪。很多职工由于自身文化程度等原因，无法全面认识到造成企业困难的复杂因素，他们往往主观认定为领导的失职和不作为。当现实生活中又真的存在一些搞特殊化的领导时，就更加验证了他们最为朴实的猜想。  

  首先，由于三年严重困难，一部分人对于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并开始相互之间私下议论。有些人说:“社会主义好，把人饿死了”，“这几年死的人，比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还多”，“抗美援朝才付了六十万人的命，三年大跃进不知付了多少人的命”，“民国十八年是什么社会，我们是什么社会”?“我们在报纸上经常宣传美国、蒋介石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工人失业，事实上这些都落在我们头上”，“最反动的国民党社会，也不过如此啊。”虽然这些言论很多是职工茶余饭后的闲谈，但也反映了面对困难职工内心不满的发泄，也很容易被贴上“反革命”的政治标签。在联合工作组进驻白银厂后，他们很快就捕捉到了这些“危险”的言论，并迅速将其纳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领域。对于这些言论的出现，工作组很自然地联想到是阶级敌人的有意散布，同样也是企业领导自身堕落导致思想政治工作松懈的表现。所以说，这些言论无疑也为白银厂问题的政治性处理添加了热油。

   其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过火斗争、处分过重”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在1962年的甄别定性中，属于完全搞错和基本搞错的即有52人，占65. 8%；属于定性处分不当的14人，占17. 7%；属于处分不当的6人，占7. 6%；属于原定性处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7人，占8. 9%。同时，在斗争中采取不适当的方法，如简单粗暴，大批大斗，不许被批斗人申辩等^{lunwenbox.com}。1959年八届八中全会之后，白银厂于1959年8月上旬再次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确定了重点批判对象56人。这些右派分子主要是怀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在企业中反对政治挂帅、反对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认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破坏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的人。如中央机修厂技术科科长林海超就曾说过:“在企业中搞群众运动只能依靠少数懂技术的人。”此外，还有一些给领导提意见的人也被划为右派打到了。比如退体前为白银厂企业管理处处长、企业协会秘书长、总经济师的李海泉，就是因为给领导提意见，使领导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站错了队而被以反党反革命的罪名打到的，直到1974年才得以平反。

  再次，历次政治运动，使得白银厂的上下沟通机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很多工人有意见都不敢提，心中的不满情绪不断积压。而那些被定性为右派的人，或者认定为有右派言论分子就更是嚓如寒蝉。据王炳才老人回忆，他当年工作的矿井下就有一位右派分子，平时几乎一句话都不说，始终小心翼翼。有一次，井下爆破遇上“快链子”^{lunwenbox.com}，别人都在跑，但是这位右派却不敢跑，生怕跑得快再犯政治上的错误，最后还是被人拉出来的。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些职工的正当利益得不到诉求，对于领导和企业的批评意见就更少了。所以，越来越多的职工采取越级上访、告状和写匿名信的方法来反映自己的问题。（本文由中国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http://www.lunwenbox.com 咨询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