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底，被誉为“后民族主义”作曲家的杰克·波蒂(Jacl Body )，委托侨居新西兰的中国学者宫宏宇，转达了他希望将自己20世纪80年代于中国西南各地采录的田野录音，捐赠给中国的研究机构之愿望。2014年秋，我赴新西兰讲座并正式接受了这批资料，一年后杰克就去世了。在他去世后2个月，浙江音乐学院和新西兰驻上海领事馆以及惠林顿维多利亚大学音乐学院一起召开了他的纪念会，在会上我专门对杰克的这批捐赠资料做了题为“他的文化关怀与SCAPES”的发言。会上我表示，如果说杰克的捐赠是一种“返回”(repatri-anon，我们的任务则是把这批资料送还给他曾录音的地方。然而，“归家”之路并非简单的“物质”递送。2015年在参加澳大利亚音乐学全国年会时，我访问了悉尼音乐学院的《太平洋地区濒危文化数码资料档案馆》( PARADISEC )，该档案馆在学科方法论层面就“返回”这一议题所做的种种努力，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如何让历史录音返回被录者及其后人手中”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些，都是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在2017年11月9日一成立就以此主题举办第一个学术会议的重要原因。

反哺归家’:录音档案的历史与意义”国际工作坊，即致力于唤醒人们对文化多样、社会变迁、族群动态语境中早期录音的关注。作为历史上推进和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以及改变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民族志学撰写方式的历史录音，在多种多样的文化分析之中，持续影响着人们对文化成果的看法。物质层面的交流不仅是一种技术需求，亦是一种转移无形知识要素的文化体现。在数字世界中，个体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语境，形形色色的意义，都需要我们对历史、环境、技术以及社会挑战具备更加细致的理解。因此，在工作坊的讨论议题中我们设计了何谓“反哺归家”，何为“早期录音”?早期中国录音对理解中国历史有多重要?“返回”或者在数字化时代提供可获得的早期录音实体的意义何在?在类似的情境中能获得哪些体验?我们在挑战中所学到的经验如何被应用在中国早期录音的语境中等议题。    

就该工作坊的关键词“返回”(repatriation)而言，我们认为早期录音作为学者的研究资源和基础，相当于文化当事人对学者的哺育，因而在数字技术等条件成熟的今天，让录音归家，就如同学者的“反哺”。而此物的“返回”，亦不仅仅是一个律法上的事件，它同时具有情感意义。这也是学者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工作坊选择了以“反哺归家”的中文译名作为标题。而著名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安东尼·西格(Antony Seeger)认为，“返回”(repatriation)这个词汇本意是将某物从一个国家送往另一个国家，而历史录音的返回，实际上还包括了国家或区域内部的返回。确实，返回的工作不仅是殖民历史反思的“内外”关系，同时也具有自我文化中层级关系的反思必要。让历史录音归家的“反哺”，实际上不仅只体现为“权属”关系，而具有将早期录音重新传播，让文化持有者得以重新学习，并进行新创作的意义。这也是在本专题中，不同的文章或相同文章的不同段落，会出现“返回”“返还”“归家”“反哺归家”等不同提法的原因。    

在这次的国际工作坊中，来自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柏林音响档案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日本大阪民族学博物馆、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所、日内瓦高等音乐学院、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民族音乐学系，以及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台湾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暨音乐数位典藏中心、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中国传统音乐数据库”、上海音乐学院东方乐器博物馆等多个单位的40余位学者们围绕议题，分享了早期录音与历史记忆，“反哺归家”的内涵与实践，音响档案的建设与共享等经验。应《民族艺术研究》刊物的邀约，我们特别选择了其中的五篇文论集中发表，其中既有较为宏观的阐述，也有具体的个案;既有国际经验，亦有中国实践。这些文章分别是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发表的《国家文化工程中的声音记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东尼·西格(Anthony Seeger)发表的《虽难尽人意，但越做越好:存档、“返回”与未来的挑战》;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所的顿·奈尔斯(Don Niles)发表的《发现·获取·运用:巴布亚新几内亚早期录音“归家”之经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柏林音响档案馆顾问提科特·塔芙拉(Timl}ehet Teffera)发表的《有声历史的意义与对象》，以及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生态音乐学团队”的特聘教授吉娅·贾妮珍(Cisa Jahnichen)发表的《从维护文化资源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回返”》。    

正如来自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民族音乐学家寺田吉孝教授所指出的，首先要思考的是我们为何要实践录音档案的反哺归家?反哺归家的目的是什么?谁会从中获益?反哺和归家，到底哪一个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其次，归家和录音的特殊点在哪里?原版录音还是数字拷贝?此外，归家的对象是谁?再次，怎么实施归家，以什么形式?最后，我们怎么去避免名义上的归家?如此等等。而上述五篇文论，应该都从不同角度涉及和回答了这些问题。    

就早期录音自身的研究而言，提科特·塔芙拉和吉娅·贾妮珍论文中的个案，让我本人再次感受到“回到‘声音’并一再敞开”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策略。也让我回想起2000年在奥地利维也纳音响档案馆的一次针对历史录音的辨析。在那次作业中，针对一份原为蜡筒录音后又转录于环氧树脂唱盘的1909年的蒙古短调，我以自己对鄂尔多斯短调的熟悉背景，指出其转速存在问题而导致音高的变化，这次听辨的结果，使得该档案馆在原有的蜡筒和环氧树脂两份档案上，增加了一份数字记录，听辨中的讨论也作为附件，并入该档案。这也许正是一种以录音为叙事的“本原的存在”。而在本专题吉娅·贾妮珍对一份来自柏林音响档案馆的“魏斯收藏”(1913年)中的彝族歌唱的音响研究，我们便可以发现这份档案其实经历了1913年的原始录音档案(德文)，到2006年的录音研究转述档案(英文)，再到云南彝族被访者的鉴别和四川彝族受访者的鉴别(中文)等不同内容描写文本。然而，不论文本的增加与否，那件录音本身，都是叙事得以存在的基础，进而成就了情境中的文本。    

作为同行，各种经验无疑是这一势在必行的实践之借鉴。而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探讨任何早期录音，也都必须以“去殖民化”“去中心化”的学术态度来面对。历史或早期录音，既生发于历史，也将继续在历史中重建其内涵与意义;在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的持续反哺与归家中，融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