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希腊理性精神自觉的背景

如果说原始文化主要以拟人化、形象化等朦胧的方式来展现对理性的意识的话，那么古希腊哲学则以思辨建构、逻辑论证等自觉的方式来表达对理性的理解。当然，这种演变不是没有原因和根据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理性哲学摇篮的古希腊哲学的产生自有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文化土壤。

首先，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使这个爱琴海上的岛国成为沟通亚、欧、非的交通要塞。除了善于吸收外来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之外，这个岛国和民族还接纳了大量的外来移民，据说雅典就是由一位埃及人栖克洛普斯创立的，大多数外来移民在文化上超越了当时的希腊人，而且和当地人结合为水乳交融的一体，这和英国人在北美殖民地上排挤当地人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文化和民族的大融合必定有利于希腊达到繁荣的顶点。公元前6世纪，希腊奴隶制己经全面确立。经过梭伦的政治改革，雅典逐步确立了奴隶制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意识强烈，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这一切构成了希腊理性哲学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

在精神文化方面，荷马史诗、神谱体系、悲剧文学等为古希腊理性哲学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希腊民族精神与荷马诗性智慧之间的息息相通关系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希腊生息在荷马里就像人类生息在空气里一样。维柯对此也进行了非常别致的历史文化学分析。他认为，荷马时代的以诗颂神、颂英雄的神话己经失去了原来的真实性了，是经过窜改了的与有关事实相悖的神话。然而，正是这种虚构和杜撰显现了希腊理性精神的跃起，这是一种带着炽热的生命激情的理性精神。与此同时，享有盛誉的赫西俄德的《神谱》则以神话的语言、以形象的方式展现了希腊人对宇宙生成奥秘的理解，希腊悲剧则显现了文明时代的理性对人生的深刻洞见。这一切都孕育着以“努斯(noun)”为基本精神内核的古希腊理性哲学。

2 古希腊哲学的“怒斯精神”

古希腊哲学的“努斯”概念来源于阿那克萨戈拉。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不应当是某些永恒不动的具体元素(例如:爱利亚学派的“存在”和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而应当是无限多样且运动变化着的元素。也就是说，世界的本原在于无数在质上不同的“种子”，它的结合与分离决定了宇宙万物的生熄变化“努斯”( noun)，或译为“心”“心灵”等)就是这里结合和分离的决定者，它是无限的、自主的、最精粹的和最纯洁的，它拥有对万物的一切知识和最大力量。或者说“努斯”乃是一个“有智慧的本原，一个使世界有秩序的精神”，它知晓一切并安排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存在的东西“都是心所安排的”。正如黑格尔所总结的那样，在“心灵”里面存在着“普遍性的规定”，在心灵中有着“目的、善”。总之，阿那克萨戈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心灵支配世界的思想，在本体论意义上奠定了理主义的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代表着精神自由自觉的本性，代表着不断地创造与革新，代表着不断地自我超越。因此，黑格尔在谈到阿那克萨戈拉时说“这里有一道光芒开始放射出来(诚然它还是很微弱的)但可惜的是，阿那克萨戈拉并没有把“努斯精神”贯彻到底，苏格拉底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并敏锐地指出:他“完全不用心灵，而是求助于气，清气、水以及其它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苏格拉底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学说。他认为，阿那克萨戈拉虽然指出了“努斯”对宇宙万物及其运动变化的推动和安排作用，但未能正确阐明它是如何进行推动和安排的，因此，常常诉诸那些盲目的机械关系。例如，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万物的“种子”都按照某种特定的比例分布于每个具体事物之中，但他并没有科学地说明这种比例是从何而来的。苏格拉底指出，这里所谓的“安排”包含“逻各斯”之意，也就是说“努斯”对世界的“安排”本身就体现着“逻各斯”的秩序精神，这或许可以用来解释某一具体事物的生熄变化，但如果用来解释整个宇宙的因果联系时就会陷入混乱的因果链条之中。苏格拉底认为，既然是一种“安排”就应当是有目的，而目的就应当是“善”或“好”;也就是说“逻各斯”应当接受某种更深层的力量的“安排”，这种比“逻各斯”更为深层的力量就是“努斯”，前者只能是后者手中的一个尺度、工具和规定险。因此，他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着谜于世界的本原问题，而是“力图证明那些宁愿思考这类题目的人是愚妄的”。在他看来，那些只关注外界而不关心人自身的人“可以正当地把他们看为并不比奴隶强多少’。为此，他强调人应当“认识你自己”，在自身的灵魂深处寻找确定的真理。总之，苏格拉底推进了人们对人类自身的关注和对理性能力的重视，从而进一步突显了理性的主体性原则。对此，黑格尔有一段很精要的评析:根据苏格拉底的原则，“凡是精神不提供证明的东西，对于人就没有效准，就不是真理，人之所以自由，就在于他无求于外;这就是精神的主观性。（本文由中国论文平台网提供，如有更多需要，可登陆http://www.lunwenbox.com 咨询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