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乡资本这一外力介入之前，中坚农民起到了维护、传承村落日常规则的作用。以婚丧嫁娶为例，近年来，中坚农民群体是夏村几乎所有婚丧嫁娶中能“撑场面”、参与筹办的固定人群。皖北农村的婚丧嫁娶流程多、耗时长，需用人手也多，需要依赖“近门”(血缘关系不出五服的宗族成员)和邻居协助才能完成。那么，在一个大部分村民有着或远或近血缘关系、辈分分明的单姓村①，这部分中青年人责无旁贷地成为协助操办婚丧仪式的主力。婚丧嫁娶仪式中以丧葬最繁褥隆重，而随着人口大量外流，不少村庄面临丧葬礼仪无人知晓传承、也少有人参与的难题。常年在外，生活面向高度城市化的青年农民对这些礼仪接触很少，也缺乏兴趣。方圆数村中，唯独夏村较完整地保存了当地丧葬仪式中的各环节礼仪，这几乎完全归功于中坚农民群体的存在，在周边村庄农户办丧葬时，他们之中有数位常被请去担任指挥、安排当天大小事务的白事知宾(口头上称“大总管”)，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输出现象。以丧葬仪式为代表的民间规则发挥出联结亲情，沟通农民个体、家庭间的关系，维护村庄团结及弘扬孝道等功能，这些礼仪的延续程度称得上村落秩序运转的“晴雨表”。但是，在土地市场化流转之后，中坚农民大多向城镇转移，维持婚丧嫁娶礼仪的主体不复存在，夏村很快陷入了和其他村一样“冷清”、重物质而无内涵的婚丧活动困境中。    

村落文化层面的婚丧嫁娶礼仪的衰落仅是农业经营脱嵌的多重负面外部效应之一。人们一般很少细究婚丧嫁娶礼仪与传统农业二者间的关联，但案例中展示的，却是一幅奠基于农业生产之上的村落文化格局随资本下乡而来的坍塌景象。作为农民清怀的表达手段，传统礼仪早已经受到城镇化的冲蚀，但资本下乡仿佛成了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显然，当地土地流转政策实施中并未考虑这一村落内部成本，婚丧嫁娶礼仪等传统文化沦为下乡企业成本转嫁的牺牲品。    

如果说负外部性是农业经营脱嵌的间接表征，那么，多功能性传统农业面对现代农业叙事话语时的弱势还不止于前文所描写的方面。多功能性几乎都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大大增加了小农生产可创造的附加值。然而生产主义的市场化、规模化推进策略，将农业进一步锁入巨大的食品生产链条之中，其结果是农业生产附加值的减少和食品链附加值的增加(文图拉，2016)。传统农业之所以具有多功能性是因为农民除了从事农业商品生产，也会创造与此相关的自然景观、礼俗活动、关系网络等村落公共物品或集体活动。相反在现代农业经营中，只存在精打细算后的利润追求，这些账上利润是以村落可持续秩序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巨大损失为代价换来的，甚至资本下乡也远未兑现创造大量就业这一承诺，反而加速了农村人口的流出，多功能性走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窘况。    

农业多功能性抽离化的一个深层延伸是农民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的保护问题。食物主权的理念由拉美农民组织“农民之路”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在《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全球报告)》(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 of the World Bank 2010)中首次出现了“食物主权”一词。它的定义是:“人民和主权国家以民主方式自行决定农业及粮食政策的权利。”食物主权意味着农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食物体系、生产方式、技术使用、生产目标和环境影响。这说明，农民不仅有权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物，还有权生产食物，有权拥有适合他们文化的食物，有权拥有健康的食物(埃德尔曼，2016)e这一反市场命题对当下中国行政手段推动的土地改革极具现实性。在食物主权丧失视角下，农业经营脱嵌不仅包括农业与村落自然环境、社会规则之间的分离，也鲜明表现在村落农业产品与食物产品的分离、农民饮食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分离等方面。    

夏村几乎整村土地租赁给慈康公司后，基本不再种植任何谷物，农田里布满了用铁丝圈起来的药材大棚，即使田埂路边的零星土地农户也难以踏足，更逞论栽种家用的瓜果蔬菜。农业产品和农户的餐桌已不再有关联，夏村人很快被迫转向市场购买食物。相伴而生的是，村民的饮食习惯被迫因食物来源、消费开支的改变而调整。笔者2017年8月份驻村时发现，村民过去数十年以小麦为主食的习J惯，已转变为以大米为主食，这种调整的主因是长期吃米比吃面粉省钱，所需配菜也更少。作为全国小麦主产区，面食在皖北历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因这场土地流转，夏村人不得不“改面吃米”，这也导致了一个隐性却函需警惕的议题:购买食物极大增加了村民的现金支出，地租收入远不及增加的消费开支，农民被卷入市场的力度更强，承受的风险也更大，原“半自足、半市场”型的家庭弹性饮食模式几乎完全转向了市场依赖模式。诚然，这对条件较优越的农户无关紧要，但对大部分生活水准中等及以下的农户而言，他们随时承受着坠向底层的风险。    

迄今为止，中国的土地流转政策基本把农业经营定位为单纯的经济行为，对农业所嵌入的地方环境和文化网络欠缺考量，未对其多功能性做出准确把握是农业经营脱嵌于村落秩序这一“意外后果”的主导因素。在这里，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斯科特所言的“社会工程”特点。即由于“三农”问题的客观复杂性和交织性，不少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低成本的“管道式视野”策略—土地流转政策制定及施行中政府所关注的只能是较为清晰可见的主效果和主因素，其他的大量因素被抽离在外，难以被纳入政策框架之中。对农业经营清晰化的政策设计充分降低了政府的施政成本，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官方实用主义逻辑却与资本扩张的逻辑一定程度上相吻合，不仅村落复杂多样的地方环境和文化知识被当做可控的“实验变量”，土地流转及市场化农业也没有被意识到会和村落秩序产生多少交集，更不论二者间的张力。结果，那些“管道式视野”之外的事实上非可控的“实验变量”，因缺乏有效的保护，面临着被卷进资本运作链条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