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粮食结构主要由大米、小麦和玉米构成，其中一半以上人口是以大米为主食，大米已经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来源。基于大米如此重要的地位，各国、各民族、各地都把水稻人工栽培的发明视为巨大的荣誉，趋之若鹜，力争成为稻作农业的发祥地。2012年起，广西南宁隆安县重提水稻人工栽培起源问题，通过野生稻、大石铲、稻神山、浓郁的稻作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推断，力主认为隆安一带是最早发明水稻人工栽培的地方。然而，笔者对这一结论有不同看法，现试论之。 

目前国内有关栽培稻起源的学说主要有“多元说”“长江中下游说”“华南说”“云贵高原说”“岭南说”等。“多元说”认为稻作起源可能是多中心的;“长江中下游说”主要依据考古发现的早期稻作谷物的遗存;而“华南说”“云贵说”“岭南说”则以当地普遍分布的野生稻的资料和语言学等为证据。在中国发现的谷物遗存最早的是湖南道县寿雁镇玉蟾岩的稻谷遗存，距今1.8-2.2万年，其次是江西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和吊桶环的稻谷硅质，距今1.5-2万年，还有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的稻谷遗存，距今0.8-1.1万年，这三处的谷物遗存直接支持“驯化稻(栽培稻)起源于长江流域中下游”之说。目前，此说影响最广、势力最大，几乎为国内外学术界所认可。但由于考古材料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虽然“长江中下游说”证据充足，但也无法证明其他说法就一定不能成立，因此就有稻作起源多元的说法。“华南说”“云贵说”“岭南说”力争成为栽培稻起源地，却往往撇开考古材料—谷物遗存这一最为直接的铁证据。    

近来兴起的驯化稻起源于岭南(或广西)之说，基于两广普遍分布的野生稻，特别是广西，是野生稻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随着研究的深人，学者从民族学、遗传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角度，论证“广西是亚洲稻作农业发祥地之一”。然而，时至今日，在广西境内，通过考古发现的谷物遗存仅二处，一处为资源县晓锦遗址，在该遗址的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了较多的炭化稻米，经初步鉴定主要为粳稻，属于原始人工栽培稻，年代约40006000年。另一处为那坡县感驮岩遗址第二期后段的文化遗存中发现比较集中的炭化稻，经鉴定，为经驯化栽培的釉稻，年代约35002800年「19](Y109-238)。这两处谷物遗存出现的时间都比较晚，缺乏证明“栽培稻最早起源于广西”最直接、最关键的证据，遭到众多学者的质疑。    

隆安，是否真的为栽培稻发祥之地?综合上述分析可知，野生稻在隆安的分布、保存现状以及生物多样性，在广西均不占优势，逞论全国了。况且，普通野生稻是稻作农业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条件。而大石铲，它的原始功能是农业生产工具，但出现的时间很晚，约距今50004000年(有学者将其上限推至6000年)。有学者根据晓锦出现的炭化稻米和顶狮山遗址第四期出现的稻属植硅石(约6000年前)推断“稻谷不是在当地栽培而成的，而是从其他地区传人的’，这一时期正是大石铲大量出现的时间，从另一方面证明此时的广西可能已开始大规模种植水稻。在稻作农业起源研究领域，稻谷遗存特别是最原始形态的远古栽培稻遗存，是确认稻作农业发祥地的重要物证，2017年10月15日，《光明日报》刊登《广西隆安娅怀洞考古取得新发现，人类最早使用稻的时间或再前移》，报道在隆安娅怀洞遗址发现了年代距今28000年前的疑似水稻植硅体及半粒碳化式稻粒。这一消息振奋人心，但还没有更多的实验数据证明半粒碳化式稻粒属野生稻还是驯化稻。因此，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认为“隆安是栽培稻的发祥地之一”的论断，还有待于更多材料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