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现代化战略安排上，实现了由20世纪80年代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到党的十五大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跨越;二是在现代化内涵维度上，实现了从建设“四个现代化”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转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的“两步走”战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设计了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更为重要的是，它首次提出“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拓展了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内涵，实现了与“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科学衔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探索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则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其有利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迈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从历史逻辑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避免重蹈欧美国家传统现代化道路覆辙的必然选择。西方发达国家是较旱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但是在现代化发展模式上他们选择的是一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使得他们在环境方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20世纪中期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英国伦敦烟雾事件造成上万人员的丧生就是典型的例证。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突显，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种族冲突等各种社会运动集中爆发。其中，环境运动尤为突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卷入到抗议环境污染的活动中，环境运动影响的范围讯速超出区域、国家层次，形成了全国性、国际性的浩大声势。对此，围绕着现代工业社会如何应对环境危机的问题，国外理论界相继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生态现代化、再现代化等理论学派。尽管不同学派的基本主张互有差异，但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中国理应汲取西方国家现代化环境危机的历史教训，顺应现代化的国际发展潮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从理论逻辑看，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区别，比较两种现代化的优劣，不仅要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还要看谁能创造出更高的公平和正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而，逐步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本就是社会主义的内生要求。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构想，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实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同样，将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在当代世界颇有影响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也认为，“资本主义必须被废止或者用另一种生态友好型社会制度来替代”，而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条件，即使生产力再发达，物质产品再丰富，也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精神享受和政治认同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全面提升也就无从谈起。因此，生态文明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重要基础。    

从实践逻辑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道路使我国较旱出现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才涌现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恶化的困境已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根据环境保护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2591个县域中，生态环境质量为“优”和“良”的县域仅占国土面积的22.900;2016年，全国有252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数的75.1%;全国6122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水质为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占比达到60. 1%。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总体情况不容乐观。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从生态文明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开辟一条全新的超越以往现代化模式的新道路，这对于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至关重要。党的十九大把“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写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纲领之中，是观照我国现实国情，回应现代化生态转型诉求的体现。    

围绕着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困境，理论界一直争议不断。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扩张主义逻辑。近年来兴起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全球环境危机突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但是，现代性对于生态问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观点的事实依据在于，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态问题。部分生态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的成因归咎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包括传统的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实质上混淆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来谈论社会主义。实际上，生态问题的成因具有较强的复杂性，既有制度因素的根源，也有非制度因素的作用，多种因素的限制及自身发展不成熟等因素的共同制约，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理论优越性并没能避免生态环境问题的发生。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生态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所取得的成效业已证明了这一点。    

当前，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定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正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为我们开辟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引领，而且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在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核;“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的中国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继承与深化;“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发展道路的现实抉择。就其内在逻辑关系而言，前者为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思想引领，后者则回答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要求。